，甚至凡是人类通过实践不断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性，经验性，还不系统、不成其为科学或称“前科学”的大量零金碎玉，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外的所有知识，都要随时注意与之交流，予以整理、鉴别、提炼、吸收进来，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具备的不断生长的开放性。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概括性与开放性的观点，扩展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使之更具有无限生命力。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的如此理解，以及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现状的研究，钱学森自１９７８年以来，运用系统科学的观点与方法，逐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构想；他将整个体系从纵向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最下面的层次是现代科学技术十大部门，其间通过十架“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十大科学技术部门联在一起。从横向来看，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文艺理论、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等。其中每一个科学技术部门又按照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还是比较间接地联系改造世界的原则，划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文艺理论目前看来只有一个基础理论层次）。与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相对应，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美学、军事哲学、社会论、地理哲学等。这十架“桥梁”分别概括了十大科学技术部门中带有普遍性、原则性、规律性的东西，即各门科学技术的哲学；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共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基石（如图１）。
按照钱学森的观点，在现代科学技术十大部门之外，尚有未形成科学体系的实践经验的知识库，以及广泛的、大量成文或不成文的实际感受，如局部的经验、专家的判断、行家的手艺、文艺人的艺术、中医医药学等等，也都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珍宝，它与科学技术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相关，不可忽视，亦应逐步纳入体系（如图２）。
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他提出，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不在于各学科研究对象之不同，而在于它研究问题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统一的，即整个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的和人造的），人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自然科学是从物质在时空中的运动、物质运动的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个角度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运动，即从人类社会内部的运动以及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影响这个角度研究整个客观世界。数学科学是从质和量的对立统一、质和量互变的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其他如文艺理论是文学艺术的理论，而文学艺术也是面对整个客观世界的。军事科学的研究已不限于战争，而是从矛盾斗争的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包括“科技战”、“智力战”、“商战”等。行为科学是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个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现在人的活动不但要考虑整个地球，而且已经深入到地下，上升到天上以至太阳系所以人类社会也涉及整个客观世界。地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它是从地球与人类社会、与宇宙天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
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１９８９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钱学森，祝贺他获得１９８９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的奖励和称号，认为“钱老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是钱老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是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人员的光荣”；钱学森的经历，“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品德”。
１９８１年秋至１９８２年夏，钱学森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朋友的多次通信，是他品格的一个方面的真实生动的写照。他说：“不知我们的社会科学家有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即中国知识分子在历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我想这个工作对实现四化是个准备。”“我认为一件正事是请您们考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及其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伟大历史任务。”“因为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走向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成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而结束几千年来的一贯状态。这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所谓一贯状态是：知识是需要一个人全部精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再从事行政管理，当官、当资本家。一句话，历史上知识分子既不是象劳动人民那样受剥削压迫，也不是象统治者那样剥削压迫人，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过去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所以受统治阶级驱使控制，没有什么自由。而另一方面，历史上知识分子既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为农民所信任。但这些都是非变不可的。第一有党的政策，而根本的是，不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那么四化就不能实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要创新了。对知识分子自己讲，戊戌政变可能是个重大的转变，觉悟到老一套有问题了，然后才有五四运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您们不想写吗？您们听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呼声吗？”钱学森以一生的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创新过程，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格。丁衡高将军称赞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见１９８９年８月６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８月８日《人民日报》）。
钱学森（十一）
钱学森是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近３０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１９５５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１９７９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１９８６年６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１９８９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钱学森对美国人民、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于什么考虑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１９８５年，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问题向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说过：“在美国移民局的案件中，钱当初可能算是驱逐（ｄｅｐｏｒｔ）出境的，因此必须经由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这就必须要你和韩大使出面的地方。真的这样做又得向美国政府求情，或是无形中承认他们当初的措施是对的，这一点在钱的心里必不满意。”钱学森１９８５年３月９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１９３５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１９４９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总书记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钱学森一直坚持给来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迹亲笔回信，也一直坚持用工整的亲笔信与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探讨问题与提炼思想，书信是钱学森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以及汲取科学成果来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途径。钱学森在给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说：“量子力学问题已经吵了５０多年了，还没有解决，近来验证了贝尔（Ｂｅｌｌ）不等式，问题更严重了。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应该投入这一研究，并比较满意地解决它，也在此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给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向苏步青先生请教数学思想的发展。他说这个问题称元数学（ｍｅ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有三派：一派是Ｂ．罗素（Ｒｕｓｓｅｌｌ）的逻辑派，似只有逻辑家感兴趣；一派是Ｌ．Ｅ．Ｊ．布劳威尔（Ｂｒｏｕｗｅｒ）的直感派，要求直接正面的显示，也遇到困难；一派是Ｄ．希尔伯特（Ｈｉｌｂｅｒｔ）的悖论反证派，它曾风行一时，但自３０年代出了Ｋ．哥德尔（Ｃｏｄｅｌ）的不完备定理，这派也垮了。他说，所以元数学的状况是不令人满意的；我国数学界也没有人敢碰！我听了之后，心中感到非常开朗，这不是说元数学在等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待着辩证唯物主义吗？”
从１９８６年１月７日开始，钱学森亲自领导了“系统学讨论班”的科学活动。参加讨论班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单位。钱学森在讨论班开始时向这群中青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