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具体的、生动的协同动作，以使学员获得深切一致的战术见解。在现代战斗中如何组织各兵种协同动作构成顺畅的通信网，如何集中地面的与空中猛烈的火力射击必要之点，如何布置疏散的战斗队形，如何构筑掩护的工事，如何施行切合现地的伪装等必须学会。
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所取得的成绩。
临淮关演习，不仅演练了诸兵种的协同作战，也演练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这突出表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在临淮关训练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继承和发扬了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临淮关所在的凤阳县，是全国闻名的花鼓之乡，也是历史上闻名的重灾区之一。黄河曾经从这里夺淮入海，造成淮河连年泛滥。解放初期，这里的农民依旧十分贫困。演习部队来到这里，看到群众住的是黑暗矮小的草房，铺的是破破烂烂的芦席，吃的是黍面粥加野菜，心里十分难受。刘伯承指示政治机关要及时搞好阶级教育，激发训练热情，并教育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许多干部战士拿出衣服，捐出零用钱，节省出口粮支援群众，在训练之余帮助群众锄地、拾粪、收割麦子。演习结束后，刘伯承又指示一定做好善后工作，不能让群众利益受到一点损害。各个分队在驻地普遍召开村干部会、群众大会征求意见。对在演习中损害的庄稼认真进行丈量，照价赔偿。由于与群众关系密切，部队撤离时，群众敲锣打鼓，一直送出许多里地。
第二十一章尊师重道
第一节“任”“教”并重
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他把周密的计划、完善的教材、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这三者，称作是学院教育训练工作的三要素。军事学院成立初期，教员非常缺乏。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而且长期处于革命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没有进学校学习深造的机会。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给刘伯承从军队干部中选拔调用教员带来了很大困难。在困难面前，刘伯承坚持“任”、“教”并重的用人之道，不仅重选拔调任，更重训练培养。为了造就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高的又红又专的教员队伍，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汗水。
军事学院担负训练任务的部、系和教授会的班底，主要是由华东军政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员组成的。这两所经过战火考验的学校，集中了一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理论水平与教学能力，可以胜任教员工作。但是，这部分人毕竟是为数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军事学院正规化教学的需要。于是，刘伯承请聂荣臻从全军范围内给他物色教员，并派人到北京、重庆、上海等地的部队中访贤问能，寻找合适的教员人眩这样做的结果，依然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刘伯承断然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从做训练工作的干部和从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间，挑选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改任为教员；二是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军事学院边工作边学习，培养作教员；三是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中，筛选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的留用当教员。他决心以这三部分人为基础，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培养造就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
对于从做训练工作改行当教员的人员，刘伯承严格要求，言传身带，手把手地教，放心大胆地使用。为了使他们尽快走上训练岗位，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召开训练准备会的方法，把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及一些准备作教员的训练工作干部组织起来，分类负责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审查了教材，研究了4个科的教学计划，统一了一些重点军事课业的教授方法，还到野外进行了演习与想定作业的准备工作。
这次训练准备会是应急性的，很仓促。刘伯承风趣地说是“热锅炒，热锅卖，十天就出台。”但它为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奠定了教学基矗1951年的暑假，刘伯承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训练准备会，研究高级兵团战术的基本部分——军进攻战术概则。南京是全国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这时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子里就象蒸笼一样，坐着不动，也会汗流浃背。
他带领大家冒着盛暑工作，讨论研究课目的理论与教授方法，并完成了10个想定作业、13个集团作业和两个军事导演，为高级速成科在10月份学习这门课程作了充分的准备。
开学之后，为了统一学术思想，了解各个教授会的学术水平和授课能力，刘伯承还对全院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各学员科主任及全体军事教员进行了一次诸兵种合成战斗概则的理论测验。测验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进攻战斗概则。内容包括战术、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通信、后勤和情报等7个部分。第二次是防御战斗概则。内容包括战术、炮兵、工兵、通信、情报和后勤等6个部分。他亲自主持了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和各学员科主任的考试。考试时间前后达一个多月，参加人员共有200多人。
类似这样的训练准备会和对各教授会成员的考核，刘伯承前后主持举行了十多次，每次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后，他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并发展成为培训教员和考核选拔教员的一系列制度。
从1952年7月开始，刘伯承选拔任用教员的范围更宽了。这一年，军事学院高、上级速成科第一期学员毕业。刘伯承从中挑选了一批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都合适的留校任教。此后，这种做法逐步形成了制度。选留任教的学员绝大多数能服从革命需要，甘愿投身教育事业，边教边学，迅速成长为学院教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但也有个别的不愿意当教员。主要是嫌工作繁琐，发展慢，不如在部队里当指挥员发号施令痛快，升迁快。一个原任师长的学员有军事地形学方面的特长，学院决定把他留下来当军事地形学教授会主任，但他坚决不同意。刘伯承亲自做工作，跟他反复讲明院校教育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事教育工作是十分神圣而光荣的。这位学员仍然不肯服从分配。刘伯承根据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把他关了“禁闭”，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后来，这个学员在组织上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分配。刘伯承得知后很高兴，风趣幽默地说：“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要‘阿弥陀佛’，绳之以纪律了。
我们的口号是‘教之以政治，绳之以纪律’。其目的就在于团结起来，办好院校嘛！”
对于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刘伯承尊重他们，热情关怀他们，把他们视为加强院校建设的“宝贵财富”。军事学院成立之后，他想方设法，通过多种途径，从南京市和华东地区的大专院校招聘了近百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军事学院当教员。
开始，这些人由于不熟悉部队生活，缺乏军事知识，在使用上受到局限。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刘伯承采取多种办法，如让他们下部队当兵代职，到海、空军及各特种部队参观见学，观摩规模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参加在职干部的短期军事集训等，使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了锻炼，树立了献身国防教育事业的思想，积极把所学专业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挂起钩来。
在教学实践中，刘伯承不断启发教员从部队需要出发，从学员的实际出发，走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道路。他让有关部门认真填写教学卡片，及时把学员的意见、要求反映给教员。当每一门课程结束时，他都要求搞好评教评学，总结经验，写出专门材料。对这些材料，他非常重视，经常亲自审阅并及时批示，肯定好的经验，指出不足之处。他曾在基本科第一学期的一个教学总结上批道：“此总结很好。其中好的经验应如何普及，其中缺点应如何改正，特别是‘几点体会’，请注意研究。至于对学员教课，应深入浅出，力求改进，要以学员了解得正确与否作为评定教学之根据。？？教员与学员打成一片，声应气求，非常重要。”
第二节“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刘伯承还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胆略和气魄，大胆启用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些人留用当教员。
建院初期，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到军事学院任教的原国民党军官，达600人，约占当时教员总数的70％。其中有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有国民党军队师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还有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厅氏、陆军副总长。
这些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历，在指挥作战中有失败和成功的实战经验，有的人还经历过若干政权更迭的政治风波。当时，人们都称呼他们为“旧军官教员”。这种做法，有着当时的特殊原因。由于军事学院采取边建边开课的办法，以加速训练朝鲜战争和新形势下部队建设急需的干部，而解放军里一时难以选到足够数量的教员人才。因此刘伯承决定先将这批原国民党军的军官用起来，然后再逐步用自己培养的教员来补充替代。
这些“旧军官教员”为能在名扬中外、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领导下，在全军最高学府里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顾虑：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
刘伯承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