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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严重打击了院校干部和军事训练干部的积极性，使得他们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结局。
在这场斗争中推波助澜的林彪，于这次会议之后的1959年9月，当上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台后，打着革命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继续发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的恶果，更使军队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全军院校被砍掉100多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濒于夭折。其损失之大，是难以估量和无法挽回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这位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出任过新中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又在南京创办了全军第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的老元帅，就这样孤单单地离开了虎踞龙蟠的石头城。
历史毕竟有着它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得到应得的评判。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路线的根本转变，对一系列历史冤案、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个重要结论，最终解除了套在刘伯承身上的政治枷锁，也解放了当年跟他一起遭到冲击和批判的一大批人，更重要的，是对人民解放军一段辉煌的发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第二十四章有口皆碑
第一节“编外参谋”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从此，刘伯承又以全部精力，夙兴夜寐地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他撑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军委写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制、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无不精心擘画和周密思考，并及时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提出建议。他常常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他一再反对人们把他的话当作什么指示。但是，实际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总是受到军委和各总部的重视，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担任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刘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参与指导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这次战争发生在1962年10月。印度政府为了通过武力侵占中国的领土，经过了长期的密谋和准备。从1959年夏、秋之际开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印度政府不断出动军队，进入中国境内，非法侵占中国领土，以武力片面改变边界状况，并多次制造流血冲突事件，使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
1962年6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①，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了侵略据点。10月20日，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
中国政府以国际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边境领土争端，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积极措施。但是，印度当局却把这些行动视为软弱可欺，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走上了大规模军事侵略的道路。
在忍无可忍、迟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命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奋起抵抗，从而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帷幕。
早在这年5月，刘伯承就预见到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的边境战争。根据西藏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当年人民解放军进藏的经验，他最为耽心的是部队后勤供应和道路问题。他对总后勤部的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又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0月10日至17日，针对印军对中国领土的不断进犯，刘伯承又多次提出详尽的意见。他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①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西藏地方，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西姆拉，由英国人亨利·麦克马洪用阴谋诡计，与西藏地方代表秘密换文，炮制了一条所谓中印边界线，把该线以南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划归英属印度。但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并多次提出抗议。
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刘伯承又专门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说：“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10月20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到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以后，边防部队又兵分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
各地印军仓皇向达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边防分队，也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军侵略据点，进占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驻达旺，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印军侵略据点37个。
10月24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缓和印度当局制造的边境紧张局势，郑重发表声明，提出了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三项建议。边防部队遂停止追击，就地休整。
刘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之后，十分高兴。他估计印军绝不会善罢甘休，战役还会继续打下去。他抓紧时间阅读有关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的发展趋向。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休整情况，当面印军的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战区的交通状况，那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他要总参告诉前线部队：“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那里，那里的这些情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兵要地理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保障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跟得上。因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一些，印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作好防护准备。”“有些同志往往把后方补给作为第二等工作去处理。其实，打仗首先要考虑到用、吃、穿。”他总结了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的经验，反复向部队强调：“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有三条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无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沟（两山脊间的洼地）插进去，一般山地沿山沟运动最终是能够翻过山梁的。三是顺山背夹背而进，相互策应。沿河流攻击应由两岸并进，不要只顾一面而遇到敌人的侧击。如迫不得已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持勇猛的打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时候就不能有丝毫犹豫。”
11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兵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中国军队的正面反攻，他们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这个特点一下子让刘伯承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的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上，该敌配置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
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