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治好了。哎呀你真烦！”大姐嚷道。
她也许并非不愿意说个仔细，而是认为不值得，还对此有股不轻的怨恨。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贫穷市民生活，绝对无法浪漫化的怪物。我们这一带肮脏潮湿长着苔藓的墙上，“包治性病，药到病除”招贴处处可见：尖锐湿疣龟头烂痛滴虫阴痒菜花肉芽尿口红肿阴道流脓这类广告的读法我始终弄不清楚，上下左右前后怎么念，都是一堆乱糟糟的恐怖符号，老在指向最令人恐怖和羞耻的一些东西，在红太阳光芒最亮，中国社会最革命化，号称全世界唯一无性病之国时，这些广告也没有完全消失，八十年代初又是贴得满街满巷。我从来不敢看个明白，也从不知道谁在医治，谁在求医。大姐一打住，我也被自己吓得没有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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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
昨天上完晚自习出来，我发现历史老师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就走上那幢尖顶大楼。他在看书，但我觉得他在等我。看见我进来，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说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这刻没病，向毛主席保证。
我没去拿茶杯，站在办公桌前。窗外飘起了小雨，办公室灯光柔和，我心里有种找到家的感觉。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眼睛里闪着光泽。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结构平房里，一个房间隔成两部分，有个小后门。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经历，只知道解放后某一年的某一个政治运动起，他父亲成了受管制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工职。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作“反社会主义分子”，连历史老师也说不清。母亲先是在银行作职员，后也没了工作，在家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个斜坡，后门石块垒起五六级，粗壮的黄桷树枝桠往邻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间，就以黄桷树依岩石搭了个吊脚楼。
历史老师家后门还有棵葡萄树，藤叶蔫巴巴的，欠肥料欠爱护。他有个弟弟，在文革武斗中死去。他弟弟死后，那棵葡萄树突然窜长，枝蔓四处勾延，缠着黄桷树，贴着墙和瓦片，枝叶茂盛，而且果红甜香。从树叶上掉下的猪儿虫也绿得莹晶，蠕动着肥壮壮的身躯，葡萄引来许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圆的半夜里，后门外面有怪叫和哭闹声。“是死儿变鬼，成树精爬在树上了。”邻居九岁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觉，揉揉眼，直冲冲走到街上逢人便讲，他说他看见的。他满街满巷走，被赶回家的母亲当街赏了几巴掌，才把他从梦游中唤回，罚他在有齿的搓衣板上跪着。
大人打孩子，天经地义，看热闹的人只看不劝。就跟到江边看淹死的人，山上看无头尸体，路上突发病昏厥的人。人们的眼睛一般都睁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疯疯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历史老师说他有几个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来，你可听听他们谈文学。你自己来挑挑书看，”他的口气里真有种希望我去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把我当平辈。他们都是一群有同等经历或背景的人，几个人聚在一起，读书谈文，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听自己改装的收音机，他们不象这里的一般居民，只有收香港电台的流行歌曲，他们听别的节目，收别的台：美国英国的中文短波广播。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听“敌台”，三十来年，都是要判重刑的，虽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么严了，干扰音也不那么强了，但一提起这二个字，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地方，暴雨若下起来，非常惊人，从山坡上能看见闪电和雷云，在江面狂飞，但暴雨不会长过十分钟。就跟重庆人胸中有气得出，气未出尽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城市长年细雨绵绵，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家俱霉掉烂掉，所有的虫类都赶出墙缝，凑热闹到餐桌前聚会一番，才称心如愿。
细雨下起时，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浆，滑溜溜的，没一处干净。雨下得人心烦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下雨天特别多，买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凉鞋。冰冷的雨水从脚趾往外挤，冻得浑身直打颤。
细雨，有时细得变成了雾，在空中飘忽不落，看不清远处，更看不见江对岸，仅仅听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这么一个细雨天，我顺江往山坡上爬，石阶不平整，好象一踩就会滑动。我戴了顶旧斗笠，竹叶已从折断的边框伸出根须，斗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须身子朝前倾，雨水才不致于洒在身上。
历史老师家的门是假合上的。据他说，邻居是不去他家的。不去怕是有什么禁忌，而禁忌就是对我的诱惑。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里装满诱惑，叫门。
等了好半天，也没人应。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在书橱上，她的头发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挂面式，但拢在脑后，漆黑油亮，椭园脸，脖子边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这感觉让我怦然心动。不用指点，我知道是他的母亲。和他象极了，她的神色象有话要对我说。
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机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绿一片。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搁在横空的两个梁柱上，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在这细雨中耐心地阴干。
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床头，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命运。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象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哪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我心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条子证明。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政治活动不踊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箭之矢。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好象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一周或是二周的课。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正如他不会注意我。我那时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他不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他也象老师、同学、邻居，一样对我冷漠？不，他不会象那些人。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保这个夏天刚开始时，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不仅自己装拆配收音机，还喜欢帮人修理。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
我从父亲那儿借来，半夜里调旋许久，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圣经》，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播电台的晚上爱上《诗篇》，爱上《雅歌》的。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护我。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划十字，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常被人笑话。有人指责我亵渎神明，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
2
收音机报道，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我记得1980年9月还有一件事，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但党提倡晚婚，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按法定年龄结婚，不会上法庭，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
可能天生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我十八岁这年，别人还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是个成人，虽然再过二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重申婚姻法”，与我毫不沾边，男女之事，好象还离我太远。
每份报纸，只有四版，油墨与纸张的劣质，手指总弄得很脏。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的街上，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挂出来。玻璃框很少，因为有人砸，不是偷报纸，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灯一样，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一片，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说明这带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