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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从正在上班的车间里叫到我家。他看到四姐头发纷乱，面颊灰白，眼睛里光都散了。楼下房间的痰盂放在她的床边，里面的脏物和水，有股呛人的气味。除开四姐外，屋里的人眼睛都在他的身上。这种场面，他没有预料到，一下慌了，他没有经验。他感觉到这一家子的人都恨不得咬了他，撕了他。二姐对他狂吼，三哥的拳头好几次举起，又垂下了。
这场面很快便使德华服气了，四姐的自杀换来了结婚证书。
母亲给四姐准备的新被子，四姐和德华往白沙沱婆家抱去时，对门邻居程光头的妻子站在堂屋说，“你们俩个啷个不懂？结婚的被子白的一面在外头，不吉利。”
当时没人答话，若应对一句，比如，“被子不吉，人大利！”或者说，“风吹太阳晒，霉运就离开”，都行。最好的办法是就近任何一个可摔破的东西：碗，水瓶，瓦片，玻璃杯，任拿一个砸在地上，便破解了这句本来不应点明的话。就象吃饭碰掉筷子，就得说“筷子落地，买田买地”，才可俯身去拣。
但是匆忙之中，他们忘了老辈人的教训，没有说任何话，也没砸任何东西。恐怕就是在这时，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凶气投向了他们。
程光头在老母亲终老离世后，不打太极拳，也不拉蹩脚的二胡，他查《小学生字典》研究八卦与阴阳五行。他对我父亲说，他母亲突然死去，是他家灶的位置不对，不该朝南，与他母亲的生辰八字相冲。
他往自己身上的血管扎针，他的脖胫，手脚，尤其是手背，针眼斑斑。改变经脉，能长生不老。一旦得气，可以半个月不吃饭，“辟谷”进入仙境。现在政府规定人死全得火化，哪儿也没地能埋人。他母亲未能享用上的棺材，被他裁成一小块一小块木头，叠成一个八卦仙阵，他坐在阵中间，却邪气迎罡风。
这座山城鬼气森森，长江上、中游，本是巫教兴盛之地，什么妖术名堂都有人身体力行。我不能确定气功灵不灵，但我相信程光头真是有功，不然怎么半月不吃饭？不过，三年大饥荒时期，父亲也有过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的日子。看来，练气功还是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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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
晚上，我回到家，家里已浪静风平。德华回他母亲家筹备结婚的事，二姐在家过夜，与我挤一床。大姐与四姐睡一床。
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一碰就闹别扭。大姐火爆，有气话藏不住；二姐心细，凡事心里自有主张，她身体弱，几次发高烧，险些断了气。母亲说，她是二道命，回头人，老天照顾，考上自带伙食培养小学教师的半工半读学校。她天生矜持，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钱，步行几个钟头，从学校走回家，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车费。她的裤腿和鞋子全是泥，回家后洗净脚，就一声不响地用剪刀尖挑脚底的血泡，手抖也不抖一下。二姐快毕业时，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她和一个男同学带着我，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男同学戴了个眼镜，拿着个有半截砖头大的照相机，让我手扯住一枝树丫，他不说笑一笑，而说看看天！看看天！
我们从苗圃照完相回到家，父亲把二姐单个叫到屋里，父亲说这个男同学嘴太甜，眼睛溜转，这种人靠不住终生。十多分钟后，二姐就把男同学送走了。之后，男同学再未来家里。那卷胶卷拆下时，不小心曝了光，二姐后悔地说，“一张也没有，太可惜了！”二姐在这么说时，神情黯然。
母亲的一个熟人看中二姐，把侄儿介绍给她。侄儿是一个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口才一等人材一等，二姐去找他，他正在厂里的牛栅里忙着。牛棚设在一幢大楼底层，窗子全被堵死，不见光线，从里传出来的一声长一声短的惨叫，被拷打的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语录。
二姐没敢看，吓得拔腿就走，她这一走，倒也对，若摊上那位造反的干将作丈夫，她就真要后悔了。文革还未接近尾声时，那位青年被投进了监牢，判了二十年徒刑。
二姐是我们家唯一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羡慕。
房间时早就关掉了灯，大姐在另一张床上问：“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说你中午就不见了。”
“上学去了。”我睁开眼睛回答。心想，你不是同样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着我似的。我本来平躺，这时就用背对着二姐。
“你没有去上学，我晓得。”大姐说。
“那还来问我做啥子？”我轻声咕哝了一句。
2
三哥是长子，在家里很霸道，父母宠他，他也认为该受宠。他十五岁时，街上所有同龄的少年，都抓了个红卫兵袖章戴着，就他幸运地挤上火车，到了北京，看毛主席。他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夜晚，象变魔术一样，从身后抓出几颗玻璃纸包的水果糖，把当时年龄还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给迷住了。
从1980年夏天开始，他就在和父母闹别扭。这阵子，他正在楼下房间里向母亲发脾气，四姐的事是起因。母亲说他不顾家，白养了他。为了脱离开家，不和父母五哥挤在楼下房间里睡，他就跟街上一个姑娘神速结婚，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事后才告诉父母。“你的媳妇，从不叫我一声妈，”母亲说。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从屋里跨到堂屋说：“反正我们从小长到大都未靠过你们当父母的。”他扔下这话就蹬蹬蹬走了。
阁楼里的三位姐姐听见了，都未作声。
三哥从未与家人提起他在乡下的经历，也不提回城后在宜宾轮船分公司扛包当装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说出来的。
七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回城，分配工作时领导开后门越发猖狂无忌：有后台的分到办公室，行了贿的分到船上学技术，无权无势的统统当装卸工。三哥他们一批青年装卸工，闹了一场罢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人有此权。领导一看见“闹事”，就赶忙打电话，让保卫人员和公安局赶来准备抓“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收贿的实证。文革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只能采劝和平解决”。罢工总算有了结果：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这是父亲曾径下放走船的航线。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单位的手写张贴，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
最早插队的大姐，曾远行它乡的三哥，挑砖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认为不必与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帮不了他们，反倒使他们倍受欺压。虽然母亲送他们下乡当知青时，都愁肠寸断地流泪。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我们因年龄的逐步增长也都明白这样的处境：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
3
四川麻辣火锅，本是全国闻名，经过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锅又重新给重庆添了骄傲的色香味：千变万化，只要是能吃的都可用于火锅，不分炎热的夏天，还是细雨纷扬绵绵不尽的春天，不管寒冬，还是秋晨，任何时候，包括夜里3点钟，任何场合，包括小巷子里阴森的小店，或堂堂气派的大餐馆。
院子里人在摆龙门阵时说，街上馆子里的火锅，看看不得了，吃起来绝对不如以前纯粹的辣辣麻麻。
这话有道理，那时，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个没有新衣爆竹鸡鸭鱼的年过得难以忘记。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两层袜子也冷得直跺脚。大姐从巫山农村回来，一家人围着小铁炉子在屋里。吃的是白水萝卜青菜火锅，有点肉，早被捞尽，星星点点的油飘浮在滚烫的锅里。
父亲说，菜没了，让四妹去洗菠菜来烫。
四姐说，让六六去。
母亲同意，叫我去。她让我洗菜时不要多用水，却要专心。我答应着，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厨房掏洗。
大姐烫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里，即刻吐在碗里，连声叫有沙。
三哥站起来说，“去，重洗。”
大姐问：“你是不是说话了？”
我摇摇头。
“肯定说了，”四姐嘴里有菜，含含糊糊地说：“她经常一个人对墙壁说话。”
母亲说：“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
我一时未回过神来，他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反应过来，说，“我真的没说话，连跟自己也没说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校”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冷极。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说两句软软的话，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嘻笑着对母亲说，看来得对么妹好点，不要看她老实，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