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敢和你妈对打？我可以打，你作女儿的却不能动手，”父亲对大姐狠狠斥责。
大姐哭着说：“爸爸，我是帮你呢，你还帮妈？”她一扭头就冲进没点灯昏暗的堂屋，从围观的人群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讲下去，她说她只能讲到这儿：母亲怀上我，她和母亲打架。
我怎么逼她也没用，她掉头就走了。
一个大问题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样，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谁。这个貌似极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许南岸每个破烂的屋顶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来的秘密。大姐这头断了线，四姐自顾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周围的人都回避我的问题，我已感觉到谜底会令我非常难堪。但越这样，我越急于想解开这个谜不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长途汽车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迹，她说她又另有所爱，要离婚。丈夫来抓奸，未抓着，吓唬她要去党支部告她，要斗她作风败坏。两人打起来，她用碗砸过去把他砸伤。
母亲说你怎么嫁一回离一回，一回比一回疯狂，不吸取教训，也不听我的话。大姐一把拉住我，对母亲说：全是你，你自己是个坏母亲，你没有权利来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们俩人争吵的话，好象跟我有关，但刚开始吵，二个人就合起来把我赶出去，再接着吵。
我楞着在门外，父亲走了出来，他把我拉到八号嘴嘴下面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边。他那时眼睛在阴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个小黑点正朝东移动，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爱的船，驶下去，就能到达他永远也回不了的家乡。
2
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响后，我正在整理书包，历史老师走进教室。我们一起下楼梯，走到空旷处，他未提二天前失约让我久等的事。仿佛没有这件事，自然也谈不上道歉。他只是问了问我复习功课的事，受伤害的感觉重新在我的心里翻起，我转身快步走开。
他叫住我。“有事对你说。”
我停了下来。一停下来，我就后悔，我不该如此轻易就向他让步。但我已经停下了，没法再走开。
他说很抱歉那天让我空等。公安局和校党总支找他去谈话，说他家里常有聚会，公安局不相信他们是在读书，认为是在组织反动集团，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学校方面对此事很害怕，有可能开除他的教职。训话结束后，他赶去约会地点找我，我已不在。此后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公安局找去调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尘土直喷到脸上，我们也未躲，各自心里搁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发现我们是朝西面走。
“看来我们得吃点东西。”他不由分说，把我带进一家离街面较远的小馆子，三张桌子都空着，我们在靠窗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后。坐着等菜时，他问，“怎么啦，还在生气？”
我说：“开除回家，你怎么办？”
“重新当工人呗，”他笑笑说。“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两碗绿豆稀饭，一碟泡菜，一盘凉拌藤藤菜端了上来。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说是他在修缮队做零时工时，从房顶上摔下来弄坏了腰，多少年了，腰痛还是没好，喝了酒，就觉得肌肉松驰多了。他让我喝洒，我迟疑了一下。我以前从没有喝过酒，只在逢年过节时，在父亲杯子上呷一口，极不喜欢那刺鼻的味道。而这会儿，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我得让他高兴。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点儿也不扎喉咙，很香。
“你喜欢，”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被共产党攻陷前后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问，停了吃饭。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大姐也这么说过，大姐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泄，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他说，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作品贴在大街的墙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他看着我说。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归我了。”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个结巴也未打。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我猜想，她想借换个男人换一种生活。
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只想一个多余的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浴室、电话、佣人、奶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经常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不管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另一个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
我不眨眼地盯着历史老师，他说得激动起来，手在桌子和胸前划着。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好象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也不问我是否同意。我感觉他的神情有点可怜，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们是对等的。
小酒瓶早见底，酒盅里还留有少许酒，历史老师不时拿着，不时放下，举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说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饭，平日一人在家吃饭，就更简单。他的脸，不知是喝了酒发红，还是点出这件事令他害羞。我只看进进出出的店主，另外二张桌子坐了人。
小馆子里仍很清静，窗外太阳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只有五六点来钟。店主用一把蒲扇在煽凉一锅新做的稀饭，可能七八点时，来吃饭的人会多些。
他第一次提妻子，一句带过。我听别的老师说过，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工作，做办事员，不教书，女儿只有七岁，就在妻子的学校上学。好象都不在南岸，在另一个偏远的郊区。他想告诉我他家里经常没有别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没有接他的茬。
“你的眼睛能代你说话。”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个小小的念头，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
对此，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我在心里对他说：我唯独藏起了我的孤独，我拒人千里之外，我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人。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眼睛说出这种渴望，我怕它们泄露我的内心，以致我不能与你的眼睛对视。
3
他们兄弟俩：弟弟略高，哥哥略矮，二人的面貌都略带点忧伤。父亲病亡后，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他们相差四岁，形影难离。文革开始，造反了，他们先是在家操练毛主席语录，用语录辩论。然后他们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跃分子、笔杆子，造反派分裂后二人却莫明其妙地参加了对立的二派。
这样的事，在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么稀奇。在1966年，在1967年和1968年，连在家糊布壳剪鞋样的老太婆，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伟大领袖或伟大副统帅的教导，讲出让人哑口无言的革命道理，家里人经常分属几派，拍桌子踢门大吵。
很快就出现军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军内各派借文革互相清算。“八一五”一派有驻守重庆的54军在后面支持。后来派驻重庆的53军，支持“反倒底”。人们这才发现这城市有那么多巨型国家军工厂，现在被不同派控制，这城市成为文革武斗全国第一战常各个制向点、交通要道、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经常夜里戒严。在1967年上半年开始动刀动棍，7月就真枪真炮地打起来。
那时，两江三岸几乎每家床底下的杂物都被拉出来，床底放上席子。床上不睡人，堆放着棉被，叠放所有的枕头。每家都以为如此，可防随时从江上和对岸射飞来的子弹和炮弹。许多人家备有杠子、钢钎。抗战时期防备日本飞机空袭，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因为是石洞，保存之好，可能世界第一。七十年代为了准备打核战争，又加深加固，再挖凿一批，城市的内脏早就象蜂窝，到处是一个个相连或不相连的洞穴。离防空洞近的，一条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每天天未黑尽，不管天有多热，都赶紧闭掉大门，用杠子顶住门，各自把钢钎剪刀菜刀等自卫家伙，备在方便的暗处，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