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吗？我想问母亲。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哪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二顿，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也不适合其它车辆，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捧捧”，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捧捧，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便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小孩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点佝偻，对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和母亲间的位置坐下。我警觉地看着他，心跳得眼睛几乎看不清了。他虽然刮过胡子，衬衣干净，外面套了件颜色快褪尽的中山装，也掩不住一脸的沧桑。不用辩认，就是那个总跟在我身后，偷偷盯着我的人。
他眼中出现了笑意，大概希望我喊他一声爸爸。我喊不出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脸通红。母亲没有看我，她臃肿的身子微微偏了偏，让伙计提着长嘴壶，站得远远的，准确无误地往装了茶叶的盖碗里冲滚烫的水，她把三碗茶一一盖好。
三人谁也未开口说话，他看着母亲，母亲看着他，只几秒钟，母亲就站了起来，说她得出去一会。他没有动，他的目光跟着又老又难看的母亲，那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又湿又热，家里那个父亲从未用如此的目光看过母亲。母亲走了后，他的神色反而放松了，在我面前不象刚进来时那么呆板，不自然，不知不觉之中，他的面容活了起来。
茶馆里有人开着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川剧，象是《秋江》，那个古代女子，坐在过河船上，心急火燎地追赶意中人。街上一个穿喇叭裤烫卷卷头的小流氓，赖皮地提着三洋走过门口，轻轻飘飘的港台流行歌曲，与牵肠裂心裂肺的一声声呼喊般的川音高腔互不相让。靠门边的一桌，四个人边喝茶边打长条牌。
我朝门口看第二下时，他说，“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我没理他，仍朝门口看。
结果我们一口茶也未喝，就出了茶馆。从街上跨出来，就是大马路。他把我带进一家百货商店，径直到布料柜台。他把我的心思揣摸得很准，他明白，即使问我，我也不肯回答。他选了一种蓝花的卡几棉布，那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他把布塞到我手里，说我穿得太旧，叫我去缝一件新衣。我穿的是四姐的一件算不上衬衫也算不上外套的衣服，没式样没花案。不过他自己穿得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拿着花布，我连句谢谢也没说。我扫了他一眼，他眼里没有了笑意，不知为什么，有些紧张。
4
下午四点多钟，还不到晚上吃饭时间，两路口一带许多餐馆都未重新开张，一家家问过去，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那家馆子场面挺唬人，他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带我进去，跟着服务员上了楼。
我坐在他的旁边，听着他叫菜，麻辣红烧豆瓣鱼，清水豆花，芹菜炒牛肉丝。
他很少吃，不断地往我碗里挟菜，我扒着米饭，米饭太硬，就喝豆花水，喝得太急，呛住了，他伸过手来拍我的背。我一停住咳，便搁下了筷子。
他的脸怎么看，也不象我，怎么看，对我也是个陌生人。显然此刻他全部心思都在我身上。有人如此看重我，想让我高兴，想和我熟悉，想和我交谈，有这么多好吃的鱼肉堆在我面前，没有人和我抢，没人怪我贪吃，给我脸色看，而我竟然一点也没胃口，也高兴不起来。我的情绪在惊异愤慨之间跳动，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一些怪念头，一句话，要想我认你作父亲，没门！
他要了一小杯白酒，我感觉到他已感觉到我的想法，这点，我身上倒真的流着是他的血，他看穿我，需要给自己壮胆。他喝着酒，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生日？”我重复一句，冷笑了，“我生日早过了，早过了九月二十一日。”
“阴历八月二十三嘛，我是在医院看着你生下来的。”他说，他不用想就明白我记得是阳历，而他和我母亲一直记阴历，十八年前阳历阴历同一日，十八年后，阴历就在阳历后好些天。
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一再费尽心机追逼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安排，早就准备在我十八岁生日这天告诉我一切。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呀，这么多年！为今天，这个人等了十八年。
他还挺守法的，说好成年前不能见，就始终等着这一天。不，不对，母亲当然想保住这个秘密，一定是她觉得保不住这个秘密，才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和他见面？这个时候，我才承认自己同样很紧张，很惶惑。他有酒，我没有。他有了酒后，就明白怎么说才能使我说话，于是我果真就说话了。
5
我很少到城中心去，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在街上走，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走出家门来了，汽车在有坡度的马路上必须接连不断地按喇叭，才能行驶。到处飘扬着旗帜，什么色彩都有，系在一些高层建筑物上的汽球，缤纷晃眼。街道变得太干净，许多房子还专门粉刷过，门面新配了红色对联，拉了金光银光闪闪的纸条，装饰得一点也不真实，就象有人为了显派，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压箱衣服取出。这一天很象一个什么节庆。
生父在这个下午和傍晚百般照顾百般讨好我，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激，这所谓的父爱，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我只是由着他做。吃过饭，他说，“去看电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你妈妈说的你最喜欢书，电影，还有想吃好的。”
我当即点点头。
电影院里放二部连场电影。进去头一部国产片已放了一半，打仗打得乌七八糟，枪炮声满银幕爆炸，冲锋号的的达达地吹个不断，机枪一扫，国民党的士兵死得黑鸦鸦满田野。革命战士牺牲一个却要好几分钟悲壮的音乐，加入战友们的哭喊悲恸宣誓复仇。第二部是外国片，讲一艘装满旅客的船撞上冰山，沉到海里去了。他没怎么看银幕，老是转过脸看我。我说不看了，想早点回家。他低下头去看手表，说时间还早，等一会送我到车站，送到渡口，送过江去，让我放心。见我没有作声，他说：“不是你要见我的吗？”
“我已经见过你了。妈妈说不定在家等。”
“现在你已是成人了，法院也管不着我见你。”他霸道的口气一点不象作父亲的人，倒象我的一个哥哥。看完电影，他固执地领我上了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
在公园的最高点红星亭里，我想同他一起上这儿来是对的。夜幕垂下后，公园里的人比在街上逛商店的人减少些，山城灯夜，从城中心这边来看，完全不同。
上半城下半城万家烁烁灯火，一辆辆汽车在黑夜里，只看得到车灯的亮光，如萤火虫，断断续续地绕着的马路盘旋，点缀着起伏跌荡的山峦、高低不一的楼房，长江大桥两排齐整的桥灯横跨过江，伸延进黑压压一片的南岸，船灯映着平静下来的两江江水，波光倒影，风吹得水波颤颤抖抖，象个活动的舞台。
6
我生父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抱着那段蓝花布，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总想离我近一些，表示亲昵，但手却不敢真的伸过来握住我。当我们坐在一个稍微清静一点的石头长凳上时，我仍尽量与他隔开一段距离，我对他身体的亲近很反感，他不久也放弃了这打算。他身上酒味不多，随风吹过来的，是一种便宜的硫磺香皂味。说实话，我喜欢这气味，不好闻，但清爽。他的手指专门修剪过，长长细细的，跟我的手指几乎一模一样，手背上有一些疤痕，指甲也不如我的规整。他的头发不多，白发隐在黑发里，不注意就看不出来，细算一下，他不过才四十三岁，怎么就很显老了？他说话时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