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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一名得志狭耶也，更济以贾南风之淫妒，问公私之虾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俭哉，神宗励精有为哉！所恨宋主无一刚耳。故余谓唐、宋一也，比之晋则已甚。若康节不答国祚之问，唯取架上《晋纪》以示，见徽、钦事符怀、愍，南渡事似江东，非以是遂为晋比也。
逸少经济
先生谓逸少“识虑精深，有经济才，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艺之为累大哉！”
卓吾子曰：艺又安能累人？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盖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世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经史相为表里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钟馗即终葵
杨升庵曰：“《考工记》云：“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
盖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录》以为晋、宋人名。夫以终葵为名矣，后又讹为钟馗。俗又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钟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文士又戏作《钟馗传》，言钟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
按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表》，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急就章》中虚拟人名也。俗便立石于门，书‘太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昧者相传，便谓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钟馗其人乎？终葵二字，亦是后人名之耳。后人可以名终葵，又后人独不可以名钟馗乎？假则皆假，真则皆真，先生勿太认真也！先生又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砚以钟馗名，亦即《考工记》终葵大圭之义，盖砚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苏易简又以进士钟馗而讹呼石为钟馗矣。砚石为钟馗，钟馗为进士，进士为大圭首，大圭首为椎，总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劳也！
段善本琵琶
唐贞元中，长安大旱，诏移两地祈雨。街东有康昆仑，琵琶号为第一手，自谓街西无己敌也。盖楼弹新翻调《绿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乐器登楼弹之，移在枫香调中，妙技入神。昆仑大惊，请与相见，欲拜之为师。女郎更衣出，乃庄严寺段师善本也。德宗闻名，召加奖赏，即令昆仑弹一曲。参师曰：“本领何杂耶？兼带耶声。”昆仑拜曰：“段师神人也。”德宗诏授康昆仑。参师奏曰：“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授。”
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学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读书不若此，则不如不读；作文不若此，则不如不作；功业不若此，则未可言功业；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谓之人品乎？总之鼠窃狗偷云耳。无佛处称尊，康昆仑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后
镌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益至此乎？”庖丁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以道与技为二，非也。造圣则圣，入神则神，技即道耳。技至于神圣所在之处，必有神物护持，而况有识之人欤！且千载而后，人犹爱惜，岂有身亲为之而不自爱惜者？
石工书名，自爱惜也，不自知其为石工也，神圣在我，技不得轻矣。否则，读书作文亦贱也，宁独镌石之工乎？虽然，刘武良以精镌书名可也，今世镌工，又皆一一书名碑阴何哉？学步失故，尽相习以谓当然，可笑矣！故雕镌者工，则书镌者姓名，碑盖藉镌而传也。镌者或未甚工，而所镌之字与其文，或其文之贤，的然必传于世，则镌石之工亦必镌石以附之。所谓交相附而交相传也。盖技巧神圣，人自重之。能为人重，则必借重于人。然元佑奸党碑，石工巢民乃恳求勿镌姓名于其后，又何耶？
诗画
东坡先生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升庵曰：”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定。”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杜子美云：“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画中诗也，绝艺入神矣。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座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然则入眼便称好者，决非好也，决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吴之与庾，而何可以易识。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识，总若此矣。
党籍碑
“安石误国之罪，本不容诛；而安石无误国之心，天地可鉴。主意于误国而误国者，残贼之小人也，不待诛也。主意利国而误国者，执拗之君子也，尚可怜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予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千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
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无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洁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抉。故孔子无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学原重外饰，盖自古然矣，而岂知圣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逐不离觿抉。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豫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与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饰，特假名为饰耳。后人昧其实也，以是为美饰而矜之。务内者从而生厌曰：“是皆欲为侈观者，何益之有！”故于今并不设备，而文武遂判。盖但文士不知武备，至于武人居常走谒，亦效文装矣：宽衣博带，雍雍如也，肃肃如也。一旦有警，岂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宁可用耶？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在自立，不系师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苟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挚，其奈之何？一刻无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则自能奔走求师，如颜、曾辈之于孔子然，谓其不系师友，亦非也。
宋人讥荀卿
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坑儒焚书之祸。夫弟子为恶而罪及师，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则吴起亦可以累曾子矣。《盐铁论》曰：“李斯与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则苞丘子亦当请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 其卒也无衣帛之妾， 食粟之马，无重器备，左氏侈然称之。黄东发曰：“行父怨归父谋去三家，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之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赂焉。又帅师城莒之诸、郓二邑以自封殖，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谦恭也。时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则曰‘再恩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党篡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辞，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惑’。诚如其言，则《中庸》所谓‘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圣，唯在于思兼，思而不合，则夜以继日。一夜一日，思之又何止三也？朱子盖惑于圣人慎思之说，遂以三思为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终身不知圣人之慎思也。我愿学者千思万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于千思万思之中，则可以语思诚之道矣，区区一季文子，何足以烦思虑乎！
陈恒弑君
升庵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于义尽矣。胡氏乃云‘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是病圣人之未尽也。果如胡氏之言，则不告于君而擅兴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讨人哉！胡氏释之于《春秋》，朱子引之于《论语》，皆未知此理也。岳飞金牌之召，或劝飞勿班师，飞曰‘此乃飞友，非桧友也。’始为当于义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为者，不必问其为之果当也；有有激而言者，不必问其能践言与否也¨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何必说尽道理，以长养乱贼之心乎？若说非义，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何也？齐人弑君，与鲁何与也？鲁人尚无与，又何与于家居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