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3页。同样，张国焘对中央的所有意见和批评，也都被当做机会主义的见解而遭到拒绝。
这种状况使张国焘觉得在政治上有一种极大的失落感，竟使他产生了抛弃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意图。这个意图是他与陈独秀谈话时流露出来的。
张国焘这样回忆：
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纳兹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得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地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三月初陈先生向我表示： 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4—365页。
张国焘知道，另组“工农党”如果没有陈独秀这位党的前任首脑打出旗帜，他本人是没有多少号召力的。但当陈独秀表示要慎重，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而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时，张国焘则认为陈独秀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的任务。
张国焘另组工农党的企图虽未能实现，但这种想法却十分清楚地表明： 张国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并没有严格的党性观念。一旦自己的意见与党不和，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他就会背离中共而去。这次由于陈独秀的反对和他自视势单力孤，没有将这种意图付诸行动。但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当他人强马壮时，就毅然决然地宣布成立他自己的“中央”；到了延安以后，感到自己政治上失意后，又脱离中共而投奔国民党。这一切都表明，在他内心深处，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摆正。
二 争论于中共六大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因此产生了混乱。一些人面对异常艰难的革命局面，表现出消极、动摇，甚至逃跑、变节。翻开当时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不时可以看到某某人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在各种反动势力沉重地打击之下，中国共产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党员的人数一时由近6万人减为1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党内又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和急躁冒险的盲动主义错误，进一步给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总结大革命失败前后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系统地研究党面临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将革命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8年春开始，各地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赴苏。鉴于六大所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将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但是，陈独秀却拒绝参加会议。为了争取陈独秀赴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王若飞、罗亦农等人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做工作，但都未能说动他。
陈独秀的态度对张国焘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在党内陈独秀是第一责任人的话，那么，张国焘就是第二责任人。所以，当张国焘接到参加中共六大的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自己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到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去出席，是不妥当的。邓中夏也热心地劝说张国焘出席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作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的代表，前往莫斯科。
中共六大会议旧址
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中央指派张国焘在哈尔滨接应途经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再越境的代表。据时任满洲省委代表的唐韵超回忆：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 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就这样，张国焘一直等到所有代表都顺利过境后，才最后离开哈尔滨。唐韵超：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既然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都十分重视。为了给这次大会确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于6月12日前后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他说： 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现在不是处于革命的高潮时期，而是低潮时期。斯大林的谈话，实际上是为中共六大确定党的任务和认识当前的形势定了调子。
当时，出席六大的中共代表思想极不统一，在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责任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顺利进行，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部分代表举行了“政治谈话会”，出席者是： 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夏曦、蔡和森、何资深、项英、李立三、黄平、王灼、甘卓棠、关向应、向忠发、张昆弟、章松寿、徐锡根、唐宏经、王仲一、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共21人。“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会上，布哈林要求大家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
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在上海呆了八个月，也憋闷了八个月。他不仅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不满，而且对“八七”会议后中央的大政方针，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瞿秋白也是满腹牢骚。这次终于有一个公开发泄自己不满的场合，而且还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亲自出席，他便决心趁机把自己长期以来的闷气一吐为快。这样，在“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竟占去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有人称张国焘为“反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以，张国焘在发言时首先申明： 中国党自产生以来对于国际不仅是极端信仰，并且有些迷信。对于国际代表所传达国际命令是信仰的，即对国际代表个人也极其尊重。国际代表享受最大的权限，中国党与国际间的一切都不是直接的，都要经过国际代表。他们成了一个“中间人”，或者说权限太大了。当罗明纳兹到汉口时，拿一个国际的训令给我们看，这训令中说： 国际曾电令中国党须依照国际屡次训令进行，否则国际便要公开批评中国党了。我当时即说： 并没有见到这些电令和训令，当时罗明纳兹没有注意这一事实，也没有注意所以发生这事实的真相，中国党对于国际的报告很少，而国际的指示也是很少的，这两点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但是也没有减损中国同志对国际的信仰，这些是我预先要声明的。很显然，张国焘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应承担责任；同时也表明他张国焘绝非“反共产国际的代表”。
接下来，张国焘就布哈林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过，他发言的侧重点还是在过去的教训上。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带着很多的无政府主义的浪漫色彩，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党员人数很少，在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加入国民党后，在是否把国民党的工作当做主要工作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中共中央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上，而这些分歧都与国际代表有直接关系。张国焘回顾了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具体分歧，言谈中无不指责马林和罗明纳兹。在谈到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时，张国焘指斥了中共临时中央和罗明纳兹，说他们因为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只是一味地发动暴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群众。
张国焘对自己的发言极为满意，他后来回忆说：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