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钢铁生产上雄居世界之首，并以它在这种重要商品上的领先地位标志着它的霸主地位。为了赶上英国，先是德国，后是美国，对自己的工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它们这样做，被看作是新兴强国崛起和英国衰落的信号。20世纪初，日本加入了这场游戏；二战结束后，欧洲煤铁联营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以至于最后组建今天的欧盟，起到了先导作用。冷战期间，苏联尼基塔·赫鲁晓夫宣称，共产主义一定会埋葬资本主义，除了其它办法之外，就是要在钢铁生产上压倒它。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从韩国和马来西亚，到墨西哥和波兰，都认为必须将钢铁工业作为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的钢铁生产能力大大增强了。
钢铁厂一旦开工，想关掉它就很不容易。钢铁厂需要投入非常大的资本才能增加收益，建一个要花10到20亿美元，其固定成本占生产1吨钢总成本的35％～40％。由于固定成本比率高，只要收益能覆盖至少一部分固定成本，即使相当亏本地生产和销售钢材也算经济。除此之外，钢铁厂要直接雇佣大量的人，甚至还会比较间接地使那些给钢铁厂供应物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也雇佣大量的人。人们常说到“钢城”之类的话，这是因为钢铁厂常常是整个城市或地区的命脉。另外，作为一种源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阶级战争的老牌工业，钢铁业在各地的工会组织都很健全，政治影响力也很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里，各地的新厂在增加，老厂也没关闭，相反一直在艰难地维持着，尽管常常亏本销售。在美国以外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是一边成立卡特尔以支撑钢的价格，一边拿着政府的大量补贴。其结果是，生产能力的增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有些分析家估计，世界上大约10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的近1/3是多余的。
过去二十年间，过剩的产品大都流入了美国市场，导致数十家美国钢铁公司破了产，1800万吨生产能力流失，美国钢铁企业的劳动力从1982年的459万人缩减到了今天的139万人。这些令人痛苦的统计数字主要是由三项原因所致：美国市场的相对开放，美国政府对钢铁业的援助相对缺乏，以及美国养老金和保健制度的特殊性。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虽然招来了不少批评，但美国事实上还是进口市场中的首选。个中原因在于，即便它采取了异乎寻常的行动，但跟其它任何一个大的市场比起来，还是容易进得多。从贸易统计数字上看，这一点非常突出。美国市场的进口量大约为241％，而欧盟市场的却只有193％，日本市场的更不足以为道，为1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欧洲、日本和其它国家都受制于相互默契的商业约定，这些约定的目的在于控制进口，具体操作则通过行业协会和相互关联的公司构成的集团进行。另外一个因素是，政府以投入公有资本、吸收债务、或者是准备关键性基础结构的方式，向不少非美国钢铁业提供了大量援助。最后一个因素是养老金和保健的“遗赠成本”。
即便得不到外国竞争对手获得的那种保护和公共补助，美国许多钢铁生产商还是大幅度削减了成本，增强了生产力，以便在美国市场的消费者面前保持成本竞争力。（美国每个工时的产量从1980年的705吨增加到了2000年的1429吨，德国的同比是67与1279，日本的是632与1341。）然而，尽管他们缩小了规模，削减了人手，背负的养老金和保健开支数额却越来越高，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失去竞争力。在大多数钢铁生产国，保健和养老金都是由社会出。在美国，这些当然是由雇主出。在钢铁业，这是公司与钢铁工人联合会谈判的合同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协议，退休者和下岗工人，连带他们的家属，只要活着，就继续享受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和保健费。往往是在政府的重大压力下达成的这些协议和遗赠成本，意味着一个139万人的工业得支付两三倍于它那么大工业的养老金和保健费。这些费用不仅本身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会对该工业采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举措形成掣肘。从全球看，趋势是朝着合并与建立规模宏大的生产设施发展。但由于哪家公司都负担不起它所并购公司的遗赠成本，这种趋势在美国尚不大普遍。因此，虽然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合并在经济上很有意义，但只要有遗赠成本问题存在，合并就不会发生。
在解决钢铁业调整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久已可以像其它国家政府一样，把遗赠成本先承担下来，或者对那些美国贸易法认为对美国工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进口货物征收应急关税。根据法律，要获准征收这种关税，美国工业必须提交复苏计划。然而，这种计划历史上通常都实现不了，关税的征收只能暂时缓解低价竞争。若是提高汽车和机床公司这类用户的成本，这些行业也会因此而失去竞争力。另外，这样做还会对出口经济造成损害，对国内工业提高效率则于事无补。
显而易见，在2002年3月那个时候，比较可取的办法应当是美国政府承担部分遗赠成本，使该工业更具竞争力。有一次，我见到位居美国几大钢铁公司之列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得知钢铁业其实也愿意走这条路，这样就可以采取合并及其它措施，将钢铁业提高到世界级水平了。欧盟贸易委员会专员帕斯卡尔·拉米以及各类日本官员也曾对我说过，欧洲和日本都不会反对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布什政府决定弃而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办法，一是出于政治上想迎合钢铁工会的愿望，因为后者喜欢那种选择；二是出于想避开任何含有工业政策意味的东西这种市场基要主义经济观。对这个行业的问题作出反应当然没错，但反应的方式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反应，损害了美国的信誉。正值它自己要求进行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之际，美国却简单行事，将其成本转嫁到其它出口国的头上。以这种方式对政治问题做出反应，直接违背了它自己提出的自由贸易原则。
奇迹之源
全球化其实还有一面，这一面我是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的。首次接触是1958年，我乘船从纽约去阿姆斯特丹到欧洲去当交换留学生之时。我们的航程共十天，船费大约相当于今天坐七、八个小时飞机的钱。如今我还记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和运河周围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地方都停满了自行车时那种诧异的感觉。那时我才16岁，几个月前刚刚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汽车。可是，这里连老奶奶都在骑自行车。我在阿姆斯特丹登上开往瑞士巴塞尔的火车。作为一个铁路人的孙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它在由蒸汽机车拉着跑，我在家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在我要住的阿尔卑斯山脚下那个瑞士小村庄里，我逐渐习惯了正冲澡时热水突然没了的现象，还学会了每天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由于冰箱太小，盛的东西不够吃一天以上。那时候的欧洲，说它穷，穷得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说它富，富得和美国也不一样。
1964年，我到日本去读研究生，时间差不多是诺曼·麦克雷在《经济学家周刊》上首次宣布日本“奇迹”的时候。可是在我看来，它根本不像什么奇迹。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也是自行车，不是汽车。我和妻子租了一套日本朋友所谓的“豪华”公寓房间，里面没有热水，没有浴缸，没有煤气灶，取暖用煤油炉。夜里，我们睡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洗澡得去公共浴室，煮女儿的尿布用一只类似本生灯的火炉，出门戴薄纱口罩，以防吸进东京的有害空气。我们从来没看见过富士山，直到坐着汽车专门去观光才看见它的真面目。我们的日本朋友一周工作六天，从来不休假，居住状况类似美国人说的野营。但是，日本也不是很穷，可它远不如欧洲富，更别说美国了。
两年后，我回到荷兰，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当副领事。八年的岁月带来了惊人的变化。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来了，火车全换成了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随着北欧天然气田的开发，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正在往住房里安装中央供暖系统。那种古怪的小食品杂货店也正让位于超级市场。不久，我明白了富起来的主要因素。总领事告诉我，我的主要任务是促使美国在荷兰投资和荷兰向美国出口，同时要跟踪鹿特丹港口的情况。当时还不叫全球化。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在他写的一本畅销书里称为“美国的挑战”。不管怎么叫法，投资资本流入欧洲之后，工厂建起来了，可以吞进原材料、吐出预定运往巨大的美国市场的成品了，鹿特丹也随之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国际贸易和投资正在使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真正富起来——以美国人那种方式。
1972年，我住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担任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销售部的经理。在我绞尽脑汁为斯科特公司在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业务制订统一的销售规划时，逐渐对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创出欧洲全新经济力量的欧洲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和钦佩。1976年，我再度被派往日本。这次到了那里后我发现，麦克雷关于奇迹的那番话最终还是对的。交通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人们都在家自己安装大浴盆，公共浴室正在迅速消亡；一周工作的时间降到了五天半；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虽然说过，日本造不出任何美国人会买的东西，但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盈余照样很大，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驻东京使馆工作。他夸耀说，他在敦促日本向美国市场出口方面，比我敦促荷兰出口搞得好。
我成为里根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时，与日本的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