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绝对不行。因为缺氧，这个想法只好悄无声息地胎死腹中了。这个想法断气之后，运行良好的典范——韩国的经济也开始厄运难逃。
整个10月，韩国圆一直在下跌。11月，韩国几家大公司被迫宣布推迟或停止在国内外投资。199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韩国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新成员。这个组织也因此而有了第二个亚洲成员国（继日本之后），否则它就成了纯西方国家联谊会了。不过，这样做也方便了美国的谈判者压韩国开放它的金融市场。加入伊始，随着131亿美元新增的外国银行贷款进入该国，大量外币涌了进来。如今这些外国银行，包括几家大的美国机构，感到害怕了，开始朝门口溜了。事情发生的时机再糟糕不过。当时正值韩国总统选举期间，没人顾得上照管国家事务。由于急于保住自己货币的价值，韩国重蹈了泰国的覆辙。直到1997年12月底，官员们才告诉总统，储备已经所剩无几。
这时，华盛顿突然涌起了一股新思绪。韩国毕竟不是路上的小故障，它是世界上第十一大经济强国，美国的主要战略盟友。决不能让这样一个国家玩完。1997年11月，香港干脆让它的金融管理局买下了恒生指数在外股票的大部，由此制止住了投机性攻击。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战略，但实际上和马哈蒂尔对流入和流出马来西亚的货币控制手法大同小异。由于香港是怀着歉意采取这一行动的，没有像马哈蒂尔那样公然挑战，美国及国际官员们虽然难咽这口气，但还是吞了下去。所以，美国驻韩国汉城的大使馆和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赶紧都打电话告诉华尔街，美国银行若不将其货币提出韩国，华盛顿将十分感谢。实际上，如果能以新债券替换旧债券，将不胜感激之至。有些提议是人们无法拒绝的，这一手在此类中算得上玩得很漂亮。当然，最后还是要达成马哈蒂尔强行实施的同类资本控制。不过，韩国有真正的经济实力，而且是真正的盟友。
此举果然奏效，只是来得不够快。1998年春，亚洲的货币大流失才算基本止住。但是，已经在边缘上徘徊了一段时间的俄罗斯，这时却开始拖欠政府债券了，着实让世界信用市场打了个寒战，就连美国金融市场都感受到了。世界信用市场实际上已不再借款给巴西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有一个集团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这就是长期资本管理集团。这个投机性投资集团的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的西港，是专门为非常富有的阶层而生的组织之一。你至少得存进去1000万美元，还得在那里放三年，它才肯接你的钱。作为回报，该集团许诺每年至少可以赚15％～20％。它的投资方法复杂得你都不想知道，这倒不是因为这些方法有什么不对头，而是你根本弄不明白。如果你想找投机的行家，那就非这些人莫属。他们是华尔街一群高级偷儿，中间还搀杂着两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复杂的表面之下，其中的基本道理其实也很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债券的利率会趋于相近。一般来说难出其右。然而，在短期内，由于各种外部原因所致，利率会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你在利率相异时进行投资，赌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必有趋同之时，几乎可以说是十拿九稳。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干的就是这种买卖。这当中有两点比较关键。一个是杠杆作用：这些债券投资的差额和利润率极小，所以要想赚钱就得买得多，能用借的钱买最好。另外一个关键是概率。这就要看数学家的本事了。对于那些差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趋同，你得比较明白。如果比你预料的时间长，你会很快损失不少钱。长期资本管理集团拥有最棒的数学家和最棒的计算机模型。它尽其所能借了最多的钱，然后把它们全部押上了。有一段时间，这个计划运转良好，尽在所算之中。三年内，长期资本管理集团每年平均为投资者赚34％，同时还在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中结下了合作伙伴。
1998年春，不少投资者都恳求将更多的钱投入该集团。于是，这个集团的赌资翻了一番，起杠杆作用的资金总数达到了1万亿美元以上。不过后来有了问题。这个世界一时没按常理出牌，这样一来，电脑模型所依据的推测就全错了。趋同现象在预定的时间里没有发生，长期资本管理集团的钱像打开了的消防水龙头似的哗哗地往外流了起来。对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和它的投资者来说，这当然是个坏事，但这种情况也搅得其他一些重要人物跟着操心，其中一个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央银行家（有些人会说他是最重要的人）。作为极端自由意志论小说家艾恩·兰德的信徒，以及自由市场优越性的主要倡导者，他曾在长篇证词中向美国国会保证，没有必要去制约长期资本管理集团这样的投机性投资集团。他们都是专业人士，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而且准备接受这些风险。可是，如今摆在格林斯潘眼前的风险是全球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借了这么多资金，下了这么险的赌注，如果它崩溃了，很可能要拉着各大银行，或许是整个系统一起完蛋。面对这一危险，格林斯潘眨了眨眼，对长期资本管理集团组织进行了紧急财政援助。实际上，他还强行实施了资本控制，可能因此而拯救了全球金融系统。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抢救出了华尔街某些大玩家的赃物。在吉隆坡，你可以听到马哈蒂尔在放声大笑。
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长期资本管理集团和美国许多官员后来认了错，承认政策失当，但美国躲过了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基本没有伤筋动骨。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中国的香港人以及韩国人身上却依然有创伤的痕迹。对于美国及全球化机构的漠不关心、反复无常、自以为是和愚昧无知，他们依然记忆犹新。
第四章 燃料告缺
引言
2002年3月10日是个星期日，当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和脱口秀节目的话题都是阿富汗。塔利班已被废黜，崎岖不平的托耶巴德山区已布下天罗地网，开始追捕奥萨马·本·拉丹，代号“蟒蛇”行动。《华盛顿邮报》头版约一半的版面都被一幅大规模轰炸山区据点的照片占据了，还附有详细介绍行动进展的报道，并说明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伤亡人数总共为58人。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惊天要闻。
在这份报纸的A12版上还有一篇文章，却默默地缩在那里很少有人问津。文章是关于该周参议院辩论的，辩论的主题是将汽油的英里数要求应用到休闲越野车上的问题。这些要求是继1973～1974年的石油冲击之后于1975年对轿车采用的，称为企业平均燃料经济标准。当时美国汽车每加仑燃料所行驶的平均英里数为13英里。该标准要求，到1985年，美国制造商新生产的小客车要达到每加仑燃料行275英里的平均燃料节约标准。轻型卡车到1979年要达到平均每加仑燃料行172英里。
最初效果十分明显。七年之内，美国新出轿车的每加仑平均行驶英里数便从13英里上升到了251英里，1987年达到了每加仑262英里的高峰。然而，从那时开始，休闲越野车和皮卡就开始作为日常家庭用车流行起来了。到2002年，数量已占汽车总销量的一半还多。汽车市场上这一变化使汽车生产商获利甚丰，休闲越野车和皮卡车的利润要比轿车高得多，但对节约燃料却造成了严重破坏。参议院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时，平均汽油英里数已经滑到了每加仑24英里。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和石油进口量都在猛增。为了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参议院正考虑通过一项将轿车的标准延用到休闲越野车上去的议案，目标是将全美休闲越野车的每加仑行驶英里数增加3英里，大约上升到1987年的水平。
《邮报》的文章引用参议院少数派领袖特伦特·洛特的话说，提高标准一事无法接受，因为“这里还是美国”。标准要是提高了，他就不“能再开车带孙子绕着牧场转了。”倘若这不是大肆夸张，那就是太不幸了，每个美国人听了都会心碎的。然而，洛特这番话与“蟒蛇”行动那篇头版报道之间的联系，却似乎无人看到。为了得到一桶油，好让我们能在牧场上转一圈，我们到底愿意牺牲多少条性命？当然，这个问题问得不大公平。但问题的结论我们却难以逃避。那就是，洛特认为石油就该便宜，因为这是美国，而美国有权享用廉价汽油。“蟒蛇”行动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想法造成的结果，只不过这一点深藏未露而已。
在伦敦或欧洲的其它地方和日本，人们难得看到休闲越野车。主要原因是，在所有这些地方，加油泵里的汽油每加仑要卖397美元（日本）到466美元（英国）。没有加税前，这些国家的费用要低得多。实际上，美国的税前价最高，为每加仑120美元，其它发达国家平均大约为110美元。但是，美国只加约38美分的税，其它发达国家所加的税比它高6倍还多。欧洲和日本生产的汽车能达到每加仑行大约34英里——或者说比美国车每加仑高10英里，真是一点都不奇怪。美国车如果能达到欧洲和日本车的节油水平，美国就根本不必进口波斯湾石油了。
节能方面的差异并不仅限于轿车和卡车。你如果从布鲁塞尔去巴黎，可以乘坐高速列车，坐日本有名的子弹头列车的欧洲改进型，大约1小时20分钟就能到达，距离大致相当于华盛顿到纽约之间那么远，可是所需时间只有乘美铁市际高速列车的一半。因此，乘火车从巴黎往返布鲁塞尔的人要比坐飞机的多。欧洲建了现代化高速铁路系统之后，大大降低了对节能较差的飞行旅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