慌失措，遭受想像不到的破坏。美国是个巨大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家，对待别的国家向来是交替使用慷慨支援与冷漠相处这两种手段。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时，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主导下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令人不快的行为。我担心在美国和其友好国家之间横亘着的危险鸿沟正在扩大，因为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担心和看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同时又认识不到我们有些行为在蔑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就在现在，我们常常把对美国政策的批评看成是由于忌妒我们的成功和强大以及反美成癖的缘故。这肯定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全部。也许我们还应当看看我们是如何处理一些重要事件的，看看我们的行为是如何理解和体现我们的价值观的。
在许多主要的担心中首先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世界将之看作是美国特色的“温和帝国主义”。与之相连的是全球化即美国化问题，无论人们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能源使用和全球气候变暖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两个相关的问题，各国对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能源利用尤其是美国对外国原油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从而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还有，美国对主权、行动自由和军事优势的看法，同样对战争与和平有重大关系。诚然，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不可忽视，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伊拉克和朝鲜这两个热点。美国和中国将来互为朋友还是敌人，仍然是个问题。的确，现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来了。冷战结束之后和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国际关系好像起了变化，老朋友之间关系紧张，而老对手之间相互却发现了以前被掩盖起来的亲和力。最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社区的恶霸（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语），还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美国是山巅之城。
２００２年夏秋两季，我再次访问了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地区十四个国家的首都，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上述问题。所到之处我都觉得美国故意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分离开来，疏远其他国家，露骨地维护自己的霸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关系状况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美国对北约有很多批评，因为它的某些成员国不支持美国改变伊拉克政权的做法。但是５０多年来，美国一直将北约作为它安全战略的基石。“９·１１”事件后，北约有史以来第一次引用了该条约的第５条。该条规定：对一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所有缔约国应视其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并应支持在必要时所做出的军事反应。这一决定（考虑到目前美国对法德两国的行为不满，记住这一条尤为重要）纵然是一致同意的，但从技术上讲，非政府组织的恐怖行动根据北约的规定实际上可能不能算是武装攻击。况且，“9·11”事件后，法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不仅提议，而且恳求允许它们派部队参加在阿富汗的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行动。然而五角大楼只同意英国派少量特种部队参加，它对其他国家说：“谢谢，不劳大驾了，没有盟国参加更方便一点，我们还是自己单干好，需要时我们会请你们的。”除了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之外，美国这一单边主义的表现引起了全世界对美国做法的普遍反对。一位马来西亚的最高领导人告诉我：“照这样下去，美国很快就会与全世界为敌。”美国人谈论“志愿者联合”、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战争总是与防止出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的明确战略联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吓唬世界人民，迫使他们考虑他们最好还是回到丛林中去，或者永远也不要离开那里。对美利坚帝国——或者中国人称作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恐惧被“支持我们或者不要介入”的花言巧语闹得更加严重，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不同意鲍威尔的要挟性言论的部分原因。搞掉像萨达姆这样的彻头彻尾的无赖的努力受到了削弱，因为人们害怕萨达姆，但更害怕美国。
欧洲的长期领导人、美国坚定的老朋友艾蒂安·达维隆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面强大，它用广泛划定自己国家利益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就吸引别的国家趁机照美国的办法划定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在美国支持建立全球机制、公理和法律规范方面更是如此。现在美国又全面强大，而世界再次需要进行根本性的重塑，但这次美国没有对任何人说，它打算放弃半个世纪以来所创建的机制，转而去保卫美国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且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借口。另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三边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前世界贸易组织总裁彼德·苏瑟兰在另一次交谈中说：“美国不再支持它曾经大力提倡的多极化了。”另一个欧洲人、前欧盟驻美国大使胡戈·佩曼指出：“在国内，美国有很好的检查和平衡机制，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完全没有准头，美国的钟摆可以很快地从这一边倒向那一边，我们这些深受其影响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能受其影响。这是很令人担心的，因为美国的动机通常都是好的，但其行动则经常被说成是愚昧无知、空想或追逐某种利益，它可能对我们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美国人可能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外国人认为美国人嘴上说的是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其真正目的是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以满足它自己的短期利益或者思想偏见。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几乎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投资。就拿韩国来说，美国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受了美国许多恩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从北朝鲜和中共手中解放韩国人，美国牺牲了３６０００人，美国对韩国提供的大量援助，从多方面为韩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近来，美国把北朝鲜归入邪恶轴心，停止了对北朝鲜承诺的粮食和电力援助，除非北朝鲜停止核武器计划。美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在保卫韩国。
有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然而从另一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韩国人知道并感谢美国人为保卫他们所作的牺牲，但是，他们指出，美国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它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保卫美国利益的更大政策的一部分。韩国人还指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的好几届残酷的军人政权，践踏韩国人民的权利，华盛顿并没有出面明确地反对。刚刚卸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由于多年遭受折磨和监禁，至今行走困难。不错，美国军队今天仍然面对着非军事区对面的北朝鲜军队，但同样不错的是，美军很欣赏这种帝国地位。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就在汉城市内，那里经常出事。美国兵经常出事故，一会儿在交通事故中撞死了韩国人，一会儿骚扰韩国妇女或违犯韩国法律，美国人却很少被投入韩国监狱或在韩国法庭受审判。美国和韩国签订的“驻军地位协定”规定，美国兵在执勤时犯法，只有美国当局有权处理。原则上，韩国当局对非执勤军人有制裁权，但实际上这也受到严格限制。
当美国企图破坏北朝鲜的稳定时，韩国人明确指出，他们不希望这么做，因为这违反了南方的“阳光政策”，该政策正努力构筑通向北方的桥梁，以便达到渐变的目的。去年，我拜访韩国的一位顶级外交政策官员时，他求我向华盛顿说明，韩国经受不住北朝鲜政权的突然垮台。“我们不是西德”，他说，“我们不能像西德吞并东德那样吞并北朝鲜”。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同样是时好时坏。尽管通过合作对付“基地”组织——这是反恐战争中的一个亮点，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发展贸易与投资关系，其规模之大以至于我国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美国投资的数百亿美元都流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我们企图将防御重点转向中国，将它作为潜在的威胁，理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并声称要在世界上重新发挥“适当的作用”；中国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军队；以及中国决心要让它的国旗在台湾（它认为台湾是一个背叛的省）上空高高飘扬。美国人所以要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部分原因是出于上述考虑，部分原因是在对待迅速增长的经济关系上有点患精神分裂症，以致使美国搞导弹防御部署，故意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十分爱昧。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开放后，美国尽管断绝了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与台湾继续保持着亲密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在台湾近年来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声称准备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时候，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了新的庞大的售台武器计划，并声称美国“将尽一切可能”保卫台湾。
我在亚洲旅行的时候发现，这些举措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安而不是放心。几乎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观点，即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１８枚弹道导弹、国防预算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的国家，在当前的任何时候企图或能够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我见到的中国领导人的确对美国将中国看成是取代苏联的对手、企图把中国变成妖怪、“把中国压下去”的做法表示担心。他们指出；不是中国用军事基地包围美国或者用间谍飞机经常在美国沿海地区飞行。他们还指出，中国的重点是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