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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人坚持继续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付伊拉克，以使行动合法化。对美国号召由志愿者组成联盟以发动预防性战争的举措，他们一直感到十分忧虑。J·索拉纳说，“也许恐怖需要用一种新的遏制形式来对付，但预防性地使用武力需要通过联合国或某种形式的多边支持来得到更广泛的合法认可。如果美国声称自己拥有那种权力，那么只会助长人们的憎恨并损害它的国家利益。”除了多边主义外，还应通过经济及社会计划重点解决不安定因素的根源。索拉纳在此指出，美国往往强调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欧盟则相信，单靠军事行动是解决不了恐怖问题的。他说，“欧盟有一种通过对话以及对经济及政治暴力根源的敏感性来避免冲突的特殊文化。”他的同事，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补充说，“我不会那么天真地相信，你丢给阿富汗几宗２０００万美元的援助，恐怖主义明天就会消失了；但是我的确相信，在全球不平等及国家分裂、暴力、不稳定与恐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用在发展援助方面的开支达到了30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在该方面开支的3倍。
最后，欧盟十分怀疑渗透于美国外交政策之中的道德情感以及在中东等地区的“意外曲折”。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华莱士说，“美国认为只有它才能够促进民主，而且它是惟一有效的模式。然而，它在道德与经济方面那种令人不快的优越腔调往往招致强烈反对；而它那些诸如支持以色列而同时又在信奉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腹地建造庞大基地的政策是毫无道理的。”因此，用马丁·沃尔夫的话说，“起平衡作用的力量［意即欧盟］就是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对欧洲怀有矛盾情绪。1962年7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独立纪念堂讲话时说道，“美国以充满希望和羡慕的心情观望着这一雄心勃勃的杰出事业。我们并不把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当作对手而视为伙伴。在过去的17年间，帮助它发展壮大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他接下来号召发表一个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互相依存宣言”。然而，随着欧洲变得更加强大，这一观点改变了。1991年欧盟各国政府间会议提出了一个赋予欧盟一种安全功能并最终使其具有军事能力的建议。鉴于美国经常抱怨欧洲人没有分担足够的防务负担，许多人认为美国人会欢迎这一举措。可是，华盛顿的反应却是失望，并警告说，此举有损害北约的危险，于是这些建议未被采纳。六年后，鉴于在波斯尼亚的经验，美国完全赞同把欧盟发展成为具有安全和防务特色的组织的建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未经协商就设法将北约扩大到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随后，当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开始形成并计划让它的快速反应部队在1999至2000年间向前跨进一步时，华盛顿又一次表示担忧并发出了警告。美国参议院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抨击“欧盟军队”，称它是“北约内部的一种危险的分裂因素”。他的评论受到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及国防部长威廉·科恩的赞同。即将上台的乔治·W·布什总统的过渡班子称这支快速反应部队为“刺向北约心脏的一把剑。”就这样，美国政策一直游移于督促欧洲分担更多的防务负担和设法阻止其发展独立的欧洲军事力量之间。正如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是受美国保护的地区。”华盛顿需要欧洲作为一个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中途补给基地以及作为它全球通讯网络的一部分。北约是美国在欧洲餐桌旁的座位，所以美国想得到欧洲对北约以及对美国领导的行动给予更多支持，但对如何能导致欧洲发挥真正作用的事情却丝毫不感兴趣。
由于欧洲坚决主张自己独立，美国对欧洲的评论已明显趋向负面。甚至在“9·11”前，像《国民评论》编辑约翰·奥沙利文一类的分析家便警告说，欧盟有“实行一套竞争和敌对政策的动向。”奥沙利文写道，“没有必要成立欧洲安全部队或制定欧洲安全政策。它纯粹是一个以反民族主义为掩护、刚刚萌芽的国家地位及民族主义的代名词。”此外，他认为，独立的欧洲政策来源于反美主义及挑战美国的愿望。“9·11”后，欧洲迟迟不能像美国一样快地将同样装备精良的部队派往战场（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如英国的特种部队），它在支持美国除掉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方面犹豫不决，却坚持按复杂的联合国的程序办事，这一切向许多美国人证实，欧洲不仅是个不可救药的绥靖者，而且与其说热衷于监管别的什么人倒不如说对抑制美国势力更感兴趣。当然，欧洲人指出，对阿富汗的初期进攻阶段结束后，正是他们提供了大部分维和部队及援助，并且坚持认为，按联合国程序办事才是避免国际间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根本。这一论点对美国没起什么作用，它更倾向于罗伯特·卡根的观点，即欧洲人来自金星，而美国人则来自火星。
卡根的论点，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受到美国势力的保护，欧洲在享受低国防开支优惠的同时怀有一种错觉，认为军事斗争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得以避免。在这一观点看来，既然欧洲不理解霍布斯的哲学世界而美国又必须依其行事，它就会将美国视为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而没有认识到它自己幻想的世界只有通过美国势力的保护才能得以存在。这一论点有其正确成分，但不幸的是，它并非完全正确。欧洲人如同日本人以及处于美国防护盾牌之后的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没有为他们自己负起完全的责任，因而能够透过更呈玫瑰色的眼镜看待世界，而这正是美国所喜欢的。当欧洲朝着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迈进时，美国便频频出来反对，并试图破坏欧洲的这一努力。
例如，欧洲比美国更依赖于波斯湾的石油，任何合情合理的防务分工都会要求欧盟国家在那里部署比美国更多的航空母舰及军队。然而，美国从未提出过那种帮助要求，因为它并不特别希望他们在那里，以免他们的存在会削弱美国势力的影响。美国认为由美国自己来做这件事更容易、更迅速，而且还不那么复杂。说实话，美国实际上对欧洲人并不信任。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有所不同。尤其是他们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看法与我们不同。让欧洲人在该地区充当重要角色，并不总是符合我们对自己利益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愿让欧洲人承担正式主权大国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能抱怨他们是无能之辈。我们经常埋怨说，欧洲没有将足够的资金用于防务，还埋怨它的武器技术水平可悲地落后于我们，这两种抱怨都有一定的道理。欧洲人确实更愿意把钱用在医疗和休长假上，而不愿用在国防上。然而，在看待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真正角色上，美国却不断强调说，它将过多的经费用于国防，并且利用该“威胁”来为我们自己增加军备辩护。
我们也一直在系统地采取行动，以束缚欧洲武器的发展。我曾在里根政府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为技术出口发放许可证是个热点问题。美国用各种方法限制技术出口，使得外国公司很难或不愿与我们做生意，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武器采购商的五角大楼也与美国军火供应商密切配合，帮助他们保持对全球的控制。对外国人与五角大楼做生意的限制，以至使得外国最大的供应商BAE系统公司在五角大楼武器系统采购的比例中所占不足百分之一。因为五角大楼用于发展新式武器的基金绝大部分都给了美国公司。
更有甚者，美国在欧洲利用北约作为击败欧盟的一种办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来自俄罗斯新增的威胁，不过是为了给北约扩张找理由罢了，而且新增的成员国并没有给北约增加任何实力。事实上，它们只是增加了北约的负担，而没有为其增加资源。北约扩大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种族政策，部分在于想把东欧国家直接与美国捆在一起。譬如说，对波兰这样一个与美国有着很强的种族联系的国家来说，具有北约成员国的资格是颇具吸引力的。可是，作为一个北约成员，它就得提升自己空军的档次，而五角大楼正等着帮忙卖给它F…16战斗机呢。波兰采购美国战机自然会削弱欧洲飞机制造商的竞争力。此外，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波兰空军受到美国众多许可证、供应规定和使用要求的限制，美国就可以在波兰如何使用这些飞机方面有有效的发言权。因此，如果说欧洲人生活在幻境之中的话，那么，这种幻境也是由美国创造和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