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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这一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跃进。上帝所命论实现后，美国的扩张主义精神转向了本国以外的陆地。事实上，美国对国外并不陌生，它在海外已经打过一百多次仗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游弋在中国的长江中。可是，1898年，麦金利总统却要求国会授权动用武力去保护美国的利益，制止对古巴的压迫。麦金利说，“我们进行干涉，不是为了征服。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的赞扬。”但是，战争结束后，前西班牙属菲律宾却落入了美国人之手。这时，麦金利经过多方“认真的苦思”（尽管菲律宾人已宣布独立）之后断言，“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全盘接受下来，教育菲律宾人，提升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菲律宾在当了四百年西班牙殖民地之后，就这样又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伍德罗·威尔逊虽然没有领导过对美国所控制的领土进行大规模扩张，却以新的方式诠释了麦金利的使命感，其深刻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都余音袅袅。首先，他一直等到德国潜艇发动袭击，将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所行动。接着，他把国家引入战争，目的是为了使世界能够“安心地实行民主”。他搞的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据说是因为美国参议院中的孤立主义分子造成的。但实际上，反对派参议员是美国殖民地扩张的热心支持者。他们拒绝国际联盟，是因为他们是单边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例外论对美国例外论之争。威尔逊就算输了第一轮，可还是为该世纪下剩时间的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与框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和目标，几乎完全是威尔逊式的。罗斯福总统刚一宣战便说，“我们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本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所处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当然，美国后来在战争中崛起，成了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不过，它做了这种超级大国前所未及的事。它摈弃了实行单边政策的老传统，为实行多边政策的新世界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冷战，世界将会怎样？设想一下这个问题会非常有趣。但事实上有冷战存在，杜鲁门总统决定以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他说，“如果我们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将有可能危机世界和平，而且肯定会危及到美国人民的安康。”
美国及其盟国在冷战中借以战胜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主要是以这么几点为基础的：首先，美国是从自己与盟国以及多国机构的关系角度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联盟和多国机构组成的目的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在可能的地方维护与促进民主、全球的法治、互不侵犯及合法程序的实行。其次是要维护一支规模庞大的正规军事力量，并建立强大的巨型军工联合体。这支军队显然属于常备性质，而维持这支军队需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3％～10％用在国防上，第三是习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管美国完全清楚，支持那些独裁分子和专制统治者有损于自己自由斗士的声誉，但只要这些人声称反对共产主义，它还是会频频地去支持他们（现在记忆犹新有伊朗国王，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拉丁美洲、韩国、巴基斯坦和台湾等地一连串的军事独裁者。）最后一点是，自由贸易和开放时常与推进民主不可分割地连为一体，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实行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当然，这些政策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不无好处。于是，冷战就这样经过前文提到过的美国人对财富与山巅之城的寻求而取得了胜利。
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突然消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争先恐后地采用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再加上自由贸易，似乎令人感觉几乎没什么可争的问题了。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采纳普遍适用的美国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或者更广义地说，“西方”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会在全球确立繁荣与和平。既然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明显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趁机功成身退，大幅度地削减它的军事设施，关掉不少远方基地，修改美国在国外的义务，安安心心地给世界作表率去了。美国可以作为“山巅之城”牢牢地站稳脚跟了，可以像约翰·温思洛普总督几个世纪前设想的那样，高兴地让“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了。
然而，前苏联及其它国家的军队解体后，美国的军队和开支虽有所减少，在国外的存在却依然规模很大，在世界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中的比例实际上仍在增加。美国在冷战期间运用过的霸权逐渐开始呈登峰造极之势。冷战期间，美国只是在同等国家中坐头把交椅。它虽然是那些五花八门的盟友的领袖，但遇事仍要通过协商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而今却在朝着完全听凭美国做主迈进。将美国推向这种地位的有惯性和习惯之力，有庞大的专业武装部队带来的好处，有空想社会改良家威尔逊那种美国例外论和单边政策的复活，也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经济日程表上项目的增加。
不过，失去了能与之抗衡的强国后，有些矛盾就浮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这个样板国果真那么强大，还要这么多军队和枪炮干什么呢？战略家们对这个问题最初的回答是，苏联虽然被消弱了，但它还能制造动乱和地区性冲突，而能制服它的只有美国。另外，要想保障新兴秩序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军就必须保持优势状态。海湾战争的发生，更是对这种想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这种想法的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原因：历史结束，胜负尽显。在1997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曾责备中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1998年7月，他在香港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美国已逐渐开始界定“历史正确的一边”了。用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格里奇的话说，美国目前正处于“财富、势力和机会都无以伦比”的时期，可以左右世界命运，这个机会决不能白白浪费掉。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孔多利扎·赖斯对克林顿的说法表示赞成。1999年，赖斯对洛杉矶对外事务委员会说，根本问题是美国是否“承担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应负的责任。”
“历史正确的一边”主要包括全球化，消除货物、信息、货币和人员流通的一切壁垒，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商业体系。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所言，“我们既想扩大我们的价值观，也想扩大我们的比萨饼店。”按照克林顿的说法，美国的作用就是要在“各个重要的全球性网络中发挥中心作用，”这些网络要能“极大地增进我们的影响力，使我们能与他国一道为和平、人权和稳定做出努力。”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所采用的战略，就成了为达到“创造国际环境”的目的，以有助于推进“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方式进行“交战”的战略。
2000年布什总统的当选，起初还预示着要采取新的方针。竞选期间，布什曾经说过，“我们如果是个傲慢的国家，人家就会那样看我们。我们如果是个谦逊的国家，人家就会尊重我们。”另外，他还主张减少美国在国外承担的多种义务，并发出过不要搞“建国”的告诫。但是，刚一迈进新政府，他对中国的叫法就从“伙伴”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并急切地重新强调了摆脱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需要。不过，不管潜存着什么新方针的可能，肯定都被9月11日发生的事给抹掉了。9月20日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这位总统说，“自由本身正在遭到攻击。”在2002年6月发表的西点讲话中，他谈到了要倡导我们的人类进步模式，但要“以人的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保护私有财产、言论自由，正义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宗教的容忍这些不容协商的要求为基础。”他还说，“只要我们用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希望代替贫穷、压抑和怨恨，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推进公正的和平。”布什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说就等于宣布自己为一方的皇帝，而对他的“承认”，用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话说，我们“避之惟恐不及”。
帝国的面貌
这个问题问得有多好，可能连这位实业家自己都没意识到。我敢肯定，布什并不认为自己是皇帝。帝国本来是欧洲人、中国人或日本人的所有物，而不是美国人的。不过，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它很可能就是只鸭子。当然，美国没有多少块像昔日的英国和日本那样传统的直接殖民地或领地，但帝国的衡量标准还有它的能力——形成影响的能力，迫使或诱使他人听命于己的能力，制定与强制实行规则的能力，以及建立社会规范的能力。如果看一看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鸭子的形象就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了。
美国的航空母舰“小鹰”号通常从它在日本的母港横须贺驶往西太平洋巡逻。这艘航母不单是一条军舰，它更像是一座浮动的核动力城市。它长1100多英尺，高度相当于一座20层高的楼房，飞行甲板宽250英尺。这个庞然大物除了能装载70架现代化飞机外，还能装得下近6000名船员、飞行员和机械师。不管它驶向哪里，都有一艘装备有可击落来袭导弹的“宙斯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