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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那末，政治自由主义与工党的日益扩大的合作（它在过去几年中已取代了９０年代的对立）就绝非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是深深地扎根于民主政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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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未来
１９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但是在许多种值得忧虑的事由中，这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如果自由主义者是失败了，自由主义的命运却似乎更惨。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这种信条好像正在僵化失效，变成化石，十分尴尬地夹在块非常积极和有力地活动着的磨石当中——上面一块是财阀帝国主义，下面一块是社会民主主义。
这两派人好像在对自由主义说：“我们对你了解得十分透彻，我们已经钻进你的身体，从另一头出来。你是可尊敬的陈词滥调，老是科布登和格莱斯顿啊、个人自由啊、民族自由啊、人民当家作主啊，唠叨个没完。你讲的那一套并不是完全不对，但它是不真实的，令人厌烦的。”两派人异口同声地这样说。
“你的那一套过时了，”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官僚最后说。
“这不是面包和黄油，”社会民主党人最后说。
这两派人在一切事情上都对立，只有在一件事上一致：他们要把未来在他们之间平分。
但是，对他们的一致不幸的是，分配很快就看出是不平均的。无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恢复力有多强，至少暂时在自由主义处于瘫痪时，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是独揽一切。英国的统治阶级坚持自己的权利。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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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自由主义的未来５１
巩固帝国，同时以势把两个碍事的共和国压倒。他们要向国外“新俘虏的、死气沉沉的百姓讲授法律”
，要在国内通过学说教育来重建教会。
在这同时，统治阶级要确立酒类利益——说到底，这是从上面实行统治的真正强有力的工具。统治阶级要用财政特惠的纽带使殖民地同我们结合在一起，并在保护贸易制的基础上建立巨大的商业利益。他们的政府，如同新学说最优秀的解释者所设想的，决不可对社会良知的人道主义要求漠不关心。
他们要制定工厂法，并建立工资委员会。
他们要使人民有能力和守纪律。在纪律观念中，军事因素很快就占了更突出的地位。但是在这方面，舆论的演变经历过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是乐观和扩张阶段。英国人天生就是世界的统治者。他会向德国人和美国人伸出友谊之手，把他们看作奉公守法的亲属。居住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则是些垂死的民族，他们的明显的命运是被有前途的人种掌管，并被他们的商业辛迪加剥削。
这种乐观心情没有维持到南非战争。
它在科莱索和马格斯丰丹遭到了致命打击，在短短几年内，恐惧已断然取代了作为向国家和帝国团结前进的主要动力的野心。关税改革运动主要是一种对我们的商业地位不安全感所引起的。对德国的带点优越感的友谊迅速首先让位于商业妒忌，继而又让位于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公开的忧虑。全部社会力量都集中在巨大的海军经费上，并把义务兵役观念强行灌输给不愿听命的人民。受过训练的国民不再需要用来统治世界，而是用来保卫本国的领土。
这里我们不打算多谈现代保守主义的迂回曲折的道路。
我们只需要指出一点：现代民主主义面对的不仅仅是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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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它面对的是一项具有明确而并非没有条理的纲领的反动政策，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其最佳表现（例如在《晨报》的每日评论中）来说，肯定会对许多心胸宽大的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效率高、守纪律的国民，一个强大的、自足的、富于战斗性的帝国的统治力。我们所特别关心的是保守主义进程对民主主义的命运所产生的反应。但是，要了解这种反应，要正确估计自由主义的现状和前景，就必须对上一个世代进步思想的活动作一回顾。
当格莱斯顿于１８０年成立他的第二个政府时，老的政党制度在英国是牢固的。只有圣乔治海峡另一侧的一帮政客不承认伟大效忠的权威。对于英国有政治头脑的人来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差别坚守住了阵地，这种分歧还不是一种阶段差别。伟大的辉格党家族保持了地位，出身贵族的他们把赃物分了。但是一种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在起作用。
１８７２年达到顶点的繁荣正在衰退。工业发展减慢了；尽管从“饥饿的４０年代”开始的进展是巨大的，人们正开始理解他们可以从紧缩和自由贸易期望的东西的限度。亨利。乔治先生的著作激发了对贫穷问题的新的兴趣，而威廉。莫里斯①的理想主义给了社会主义宣传以新的灵感。
在这同时，格林的教导和汤因比②的热情把自由主义从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概念的桎梏中释放出来，为当代
①威廉。莫里斯（１８３４－１８９６）
：英国作家、工艺美术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道德和审美教育改造现实社会，建立理想社会。——译者②阿诺德。汤因比（１８５２－１８３）
：英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是最先着手研究产业革命时期工人状况的学者之一，鼓吹通过发展合作社、工会和政府援助来改善各劳动阶级的生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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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铺平了道路。最后，费边社使社会主义从天上降落下来，并与实际政治和市政府建立了联系。如果英国曾是中太平洋的一个岛，前进运动将会是迅速而不离正道的。
实际上，各种新的思想概念都反映在１８０—１８５年的议会和内阁中，伯明翰的激进主义好容易才同俱乐部的辉格党原则保持友好关系。重新分配社会力量，使“财产”利益与民主利益混合迫在眉睫，在社会问题上，被１８４年农业工人获得选举权而增强的民主坚持要获得胜利。在这个时期，爱尔兰问题达到了紧要关头。格莱斯顿先生表示赞成地方自治，党内的分歧在错误的路线上进行。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大体上倒向统一主义，但是他们带走了一部分激进分子，而格莱斯顿先生的个人力量使一些人留在自由党方面，这些人对民主政治的需要的洞察力决不是深刻的。政治斗争暂时从社会问题转向地方自治这单独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新的统一党享有了２０年几乎未中断的优越地位。另外，如果自治问题单独存在，它也许在１８９２年就解决了，但是与此同时，在８０年代后期，社会问题变得迫切了。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力量，而是已开始影响有组织的工人，并且使工人中较有头脑的人下决心去解决不熟练工人问题。
从１８９年码头工人罢工起，新统一主义成了公共事务中一支战斗力量，工党的概念开始形成。在新的问题上，已经削弱的自由主义又进一步分裂，它在１８９２年的失败应更多地归咎于这个更大的原因。
而不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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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归咎于巴涅尔①闹离婚的戏剧性个人事件。
从１８９２到１８９５年，执政而没有立法权的自由党徒然进一步失去信誉，而帝国主义的崛起则使公众的兴趣全部转向一个新的方面。工人运动本身瘫痪了，１８９７年机工们的失败使采取罢工手段来达到社会大改革的希望归于泡影。但是，与此同时，舆论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查尔斯。布思②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煞费苦心地用科学术语详细阐述了贫穷问题。社会和经济史逐渐作为一个崭新的知识部门而形成。西德尼。韦布夫妇③的著述有助于澄清工人的有组织劳动和国家的职责之间的关系。眼光敏锐的观察家能够追踪一种更充分、更具体的社会理论的“有机纤维”。
另一方面，在自由党队伍中，许多最有势力的人在敌对势力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他们在睡梦中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只有当帝国主义的含义变得十分明显时，他们才觉醒过来。直到南非战争爆发，保守党政策的新发展才初次迫使一般自由党人考虑自己的处境。要有一种直率侵权的震动才能使他们猛醒，我们可以把党内正义观念作为有组织
①巴涅尔（１８４６—１８９１）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
１８７９年任爱尔兰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土地同盟主席。
１８２年因领导抵制运动，阻止议会通过有关爱尔兰的土地立法，被捕入狱。在狱中与政府妥协，同意不使用暴力进行斗争。后因婚姻问题受舆论非议，政治影响逐渐削弱。——译者②查尔斯。布思（１８４０—１９１６）
：英国社会学家，著有《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１７卷，阐述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条件，并分析贫穷原因。——译者③西德尼。韦布（１８５９—１９４７）
：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史学家，费边社会主义倡导者之一，与其妻合写《工联主义史》、《工业民主主义》等多种著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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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复活的日子定为１９０１年夏，这年夏天，亨利。坎贝尔。
班纳曼爵士作了反对好战情绪潮流的演说，并以一句经典名言向战争手段挑战。这篇演说当时被认为是无可挽救地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但事实是，从演说这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