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第62部分

　　　　《新青年》杂志继续出版到１９２６年，它在五四运动后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中国先进的思想界之所以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虽然起了进步作用，但实际生活也证明了在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起的进步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并没有也不能解答如何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进步的道路的问题。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两个月，已经觉得有必要不是去向旧势力，而是向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１９１９年７月，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里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说法，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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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每周评论》第３１号，《胡适文存》卷二，１５１页）

　　　　在五四运动以前，胡适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人一起，反对迷信封建教条。到了１９２２年，他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二，１０１页）。到了１９３０年，他在向“全国少年朋友”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胡适文选自序》中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胡适论集近著》，６４５页）。

　　　　在胡适看来，谁不相信他的实用主义而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迷信”

　　　　，就是“做奴隶”

　　　　，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１９２９年胡适讲了一阵“人权”

　　　　，但很快就偃旗息鼓。

　　　　瞿秋白为他作诗道：“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人权变成王权，实用主义也成了主要是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器。这样，胡适就彻底地背离了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极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社会政治学说，从而使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提高到了新的阶段。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是有弱点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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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五四运动以后６０年来，中国经历了激烈而巨大的变化。

　　　　五四时期的人们要民主，要科学，他们企图用民主和科学为武器造成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人们开始知道，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是中国的出路。

　　　　６０年来中国人民的全部实践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我们是用民主和科学为武器来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民主和科学的敌人。

　　　　在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

　　　　的遗毒的时候，我们更加感到发扬民主和提倡科学的重要性。我们要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在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将日益发展，民主也将随之日益发展。

　　　　在消灭阶级剥削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基础上，亿万人民的个性和聪明才智将日益得到充分的发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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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不是用进化论而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并用以指导国家的一切工作。社会主义制度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创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所不能设想的有利条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科学精神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虽然如此，我们绝不低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

　　　　那时先进的人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打乱了封建旧文化的阵脚，使它受到了从未受到过的重大打击。他们要求破除对一切陈腐的老教条的迷信和盲从，冲破一切障碍中国进步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这种革命精神虽然受到他们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但毕竟是十分可贵的，并且是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激起了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这个解放运动本身还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但是不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人们不可能进一步接受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把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所能起的战斗作用发挥到了最充分的地步，也就暴露了它的弱点，使得要求进步的人们不能不寻求新的思想武器。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是在此以后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先驱，对后者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行斗争过的人们（不管他们后来变成了什么）所写的许多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反对专制主义，反对迷信的文章中，至今我们还可以学到些东西。列宁说过：“在１８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

　　　　，但是，他们“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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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

　　　　，至今还能“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起作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４３卷，２５、２６页）。我们也应该这样来估价五四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的著作。

　　　　１９７９年４月原载《哲学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６期，６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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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和反封建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向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勇敢的冲击。

　　　　“五四”

　　　　先驱者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是否做得过火呢？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只是形式上有了总统和议会，国家的混乱、落后，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暗依然如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连“民国”的招牌也有被掀倒的危险。

　　　　“孔道会”

　　　　、“孔教会”

　　　　、“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在军阀统治者的支持下，提倡以“孔教”为“国教”

　　　　，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利用人们对民国成立以后的局势的失望情绪，要人们相信，中国得救，只能靠加强封建礼教的权威。这是为帝制复辟制造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封建势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形势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当时的反孔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礼教、生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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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这些是和建设现代的新国家不相容的。所以陈独秀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第二，两千年来，孔子被尊为圣人。人们只能以孔子（或者后世对孔子的“权威”解释）之是非为是非，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罪人。打破这种偶像，使人们能够独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这也是它所主张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先驱者的确有些过火的言论。例如，有人把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东西都视同敝屣，有人把中医、中药视为占卦卜课一类的东西，有人甚至主张废止汉语汉文。毛泽东在赞扬“五四”反封建的业绩的同时，指出当时思想上有形式主义的错误，即认为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那些过火的言论是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关的，后人应当引以为鉴。

　　　　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新青年》杂志即使在得到一些刊物的响应时，仍然只能说是孤军奋斗。为了冲开铺天盖地的黑暗罗网，这些先驱者不能不有最勇猛的决心。矫枉过正，曾经是近代一些思想先驱者认为可以采取的斗争策略。历史地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