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一百多年来民族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历史经验，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香港、澳门将于六年和八年后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回归祖国。台湾海峡两岸的人为造成的分裂也必将消除，实现祖国的大统一。但是，世界上还是有人不能认识中国人民的强大的凝聚力。在１１亿人口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间出现一些、甚至一批民族的叛徒，这是不奇怪的。这种民族的叛徒卖身投靠于帝国主义，企图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愿来搞乱中国，分裂中国，用抗日战争期间的语言来说，他们就是汉奸。
３０年代、４０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以为通过汉奸就能认识中国，结果大错而特错。
既然在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及其以前，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分裂中国，对中国分而治之，这一切梦想都没有达到，现在要想这样做就更加是梦想了。
中国人民有独立自主为掌握自己国家命运而斗争的传统，这是有许多历史事实证明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先后有几个统治中国的政权，是基本上依附于帝国主义而生存，看帝国主义的脸色办事，向帝国主义乞讨残羹剩饭来过活的，更不用说３０年代、４０年代日本侵略者所炮制的傀儡政权。
它们都不能被人民所认可，都只能被人民所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有雄厚的人民基础，有一点重要原因，就是它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听从任何外国的指挥棒。
３０年代、４０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时，有一个口号，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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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它想使中国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不能不依附于日本，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以为新中国最后也只能向西方帝国主义乞讨。它们用封锁、禁运以至武力威胁来企图达到扼杀新生的共和国的目的，结果也完全失败了。
６０年代的苏联，曾经在中国头上挥动大国指挥棒，企图使中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为此，中国和苏联在将近三十年间关系破裂，甚至形成对抗局面。
８０年代末恢复正常化的中苏关系，改变了这种对抗的关系，但不是恢复同盟的关系。中国人民不是听人指挥的，不是任人支配的，不是仰人鼻息、随风摇摆的。
中国现在正在走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这种“制裁”
现在已经不得不逐渐放松，因为任何“制裁”都没有能动摇中国人民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东欧、苏联的风波也不能撼动中国，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什么“卫星国”
，从来都坚定地、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遇到的压力愈大，凝聚力就愈强，独立自主的决心也更强，反抗也愈激烈。在观察中国的事情的时候，我以为这一点是不能够忽视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４２年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有一句老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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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外来的压力更加促使人们振奋精神，努力奋斗。当然，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敌国。中国不把任何国家看作自己的敌国。中国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外交、经贸、文化关系。中国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但是，中国人不会不看到，世界上还有敌视中国的势力，中国还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压力。这些压力的目的是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任何压力都不可能达到目的，而只能引起相反的效果。
３０年代、４０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空前广泛的民族觉醒，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空前广泛的团结斗争。
今后，任何对中国的压力，也只会使中国人民用更大的努力来维护得来不易的国家独立，更加团结一致地、独立自主地走唯一能使中国达到富强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
１９１年９月１７日在沈阳举行的九一八事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１年第２期，１２月１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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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５０周年。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中日关系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七七事变前６年，１９３１年盘踞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国民党政府采取所谓“逆来顺受”
的不抵抗政策。
日本侵略军只用了约一百天就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实行其早已确定的先占“满蒙”
（即中国东北和内蒙古）
，然后入侵华北，直至占领整个中国的侵略计划的第一大步。
１９３３年１月到３月，由于国民党军不战而退，日军轻易地攻占山海关和以承德为省会的热河省。接着它的进攻目标就转向华北。国民党政府步步屈服，在１９３５年按照日本的要求，实际上承认河北、察哈尔二省的“特殊化”。但日本侵略者不但对华北有野心，还企图囊括绥远、陕西、山东，而且认为吞并整个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
当时日本在北平、天津及其附近和冀东各地都驻有重兵，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于１９３６年５月提升级别并增加兵力。国民党政府以为，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它派驻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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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的第二十九军可以同日军相安无事。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深夜，日本军队在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向第二十九军驻军发动攻击。吉星文团奋起反击。日本政府立即向华北增兵，扩大战事。这样，七七事变就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的一个标志。
七七事变也成为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全民抗战没有能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开始，也没有能在日本侵入华北时开始，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对侵略者妥协让步的缘故。全民抗战之所以能在七七事变后爆发，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面临亡国的危机，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和其他各地学生群众首先起来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他们的要求虽被拒绝，但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
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许多地方，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发生局部的抗战。在东北，有些国民党将领和民间力量，组织义勇军，抗击侵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更是在敌人统治下长期作战。
１９３２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３个月，使侵略军不能完全得逞。
１９３３年３月，在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各口的部分国民党守军自动抗敌。
１９３年５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奋起与侵入察省的日军作战。
１９３６年傅作义率部反击日军对绥远的侵略。这些局部的抗战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人民群众中的爱国情绪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下，如同急待迸发的火山。
１９３５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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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生运动就成了火山口。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猛烈兴起，这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力量，也响应人民的要求而活跃起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一部分国民党力量在福建一度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就是一个表现。尤其是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全国群众的救亡运动的积极响应，对局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自从１９２７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一贯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革命纲领，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土地改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把持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年发生内战，并且用主要力量进行反共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把这种情形看作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团结抗日。早在１９３３年１月，共产党已发表宣言，准备为实现这个主张和全国任何军队合作。
在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５年的长征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左”倾错误后，更系统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１９３６年８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如同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第一次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