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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中国现实国情的要求出发，我以为，研究者将无所顾虑地力求准确地研究我们的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在孙中山的研究上也是这样。
第三，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给我们以什么启发？
这次会议的讨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看到有些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使我们看到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在后一方面（即研究方法方面）
，我以为这次会议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
许多发言者提到这方面的意见，我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意见都归纳起来，只试就个人的体会说一下。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有国际意义。我们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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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这位民族英雄，但不只是歌颂。如果只是歌颂，写几首颂诗就可以了。许多发言者说，孙中山不是神，而是人，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很复杂，而且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物。他的复杂性和他的发展道路，都反映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该能反映出这一切。既然我们把他当做研究的对象，就要如实地分析他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他的成就，也要分析他的思想中的矛盾，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矛盾，他的主观愿望和实际效果的矛盾，等等。如果说，因为怕损及民族英雄的地位，就不可以探讨某些问题，这样的禁区是没有的；由于某个“权威”发表过什么意见，因而不同的意见就不可以发表，这样的戒律是没有的。
有的发言者对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出一个批评，说我们的研究常常只限于对人物的褒贬，这个缺点恐怕是有的。这可能同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有关。在传统史学中对人物的评论，往往只是说出他的功过、忠奸、好坏。我们对历史人物和他做的事情，常常给以起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这样的评价。这种评论是必要的，但有时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类型。而且作出这种评价，决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甚至只是开始。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某种价值评论，远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
我们从事孙中山的科学研究，不是当吹鼓手，不是当法官，也不是为他当参谋或为他当辩护士。例如，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让位给袁世凯，我们不是歌颂他的“谦让”的美德，也不是谴责他妥协的错误，不是以当时他的处境来为他辩护，同时也不是建议他应当如何进行斗争。这些都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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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我们既然是作科学研究，就要冷静地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怎样迫使孙中山实行这种让步，这种形势是如何形成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不能抗拒这种形势，孙中山本人和当时其他人物如何看待这一让步，其实际后果如何，等等。
历史上的人物，总是抱着某种预期的目的来进行活动的。
但结果与预期目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也有时难免发生这种情形。历史研究者就要认真分析为什么有些预期目的能够实现，有些预期目的不能够实现或者不能够完全实现。对于孙中山和其他历史人物，我们也必须如实地考察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其后果如何，为什么他这样想，这样做，为什么后果与其预期的相近或者有所不同。
孙中山是代表着中国的一个历史时代的伟人。我们要从孙中山来看这个时代的中国，也从中国的这个时代来看孙中山。孙中山创立了辛亥革命时期最先进的思想，成为当时先进的革命运动的领袖。
他不是孤立于时代与社会之外的英雄。
他只能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提出的最先进的思想。
他的思想和他所领导的运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进潮流，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赋予的弱点。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得很快。他的先进思想很快在实践中暴露了弱点。他领导的运动取得了成功，而又很快失败了。但他仍继续前进，进行新的探索。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分析。把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结合起来研究，有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的研究当然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它以后的发展，直到今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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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参加，也有其他方面的专家参加。这也给我们以启发。孙中山的研究要由许多方面的专家，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以至外国史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这样才能多方面地展示孙中山及其时代这个课题的丰富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孙中山的研究来加深对中国近代（现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
１９８５年８月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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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３５
谈党史研究工作
一、党史工作者要注意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理论。
党史和许多学科有联系。党史工作者不能不注意到和党史有关的各学科。
我们把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看作两个不同的学科，但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党史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者再上溯到五四运动，这六十多年的党的历史。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和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是不可分的。
有过这样的说法，党史主要是讲党内的路线斗争。这种说法不恰当。
并不是说党史不要去讨论党内的各次路线斗争、各种思想分歧，这是党史要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我们不要把任何党内分歧都叫作“路线斗争”。各种分歧主要是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党所从事的革命斗争，这里面有正确的，有错误的。
在研究这个如何革命的问题之前，还有个前提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个革命的党？
弄清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必须进行民主革命，以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怎么来的？党为什么必须存在，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要有党的领导？这些问题不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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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论党所能说清楚的，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必须讲清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
有些不懂得历史的青年说，国民党统治下发展了资本主义，而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对中国就是起了进步作用。按照这种说法，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１９２７年以后是在起着促进中国进步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非要革命不可？为什么非要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而只是讲党内在那里争，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那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要说清楚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村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也必须把社会历史条件说清楚。国民党统治时是搞了一些工业，但是中国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发展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障碍的作用。
托派反对我们党进行革命。他们说国民党的统治代表资产阶级，应该让它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前不要进行革命。究竟是托派取消革命对呢，还是我们党坚持革命对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４９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说明当时的革命任务为什么是反帝反封建，为什么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就不能不把眼界放开到中国的近代历史，包括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没有近代史为背景，党的存在和斗争就没有根据。只有从这个背景下面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革命，为什么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个前提，然后才有如何革命的问题。首先是必须要革命，然后才是谁来革命，由谁领导革命。要有共产党，然后才发生党如何进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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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３５
命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了整个国家，党的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就更加分不开。这些是说研究党史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
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党史工作者对于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但不应轻视，而且要充分地认真地去加以研究。近几年来，整个历史研究工作都有一点轻视理论的倾向。历史讲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问题，好像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不能只是把一件件事情记载下来，而要给以说明，说明各个事件的联系和它们的意义。
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就说不清楚。
历史学不应当成为单纯的史料考据学。我们承认考据对于历史研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党史中确实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人、事件、时间，只要是重要的，当然有必要考证清楚。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