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年轻的张学良洞察幽微，沉着冷静，认为保存实力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力主息战议和，退兵关外，而且行动愈快愈好。张作霖如果听从了儿子的建议，不是犹犹豫豫，而是抢在日本人阴谋付诸实施之前赶回奉天，这一震惊中外的谋杀案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遗憾的是，他过于自信了，总认为他有几十万军队，日本人虽然可恶，但还不致于会直接谋害他的性命。所以，他总是忠言逆耳，不把这当回事，认为谁想打他的主意，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同意离京返奉了。但却坚决反对改变返奉路线。他错误地认为，明人不做暗事，他并不是被打败了，而是为了国内和平，主动返回东北的，所以他不能灰溜溜地走。当然，若认为他心里很踏实，毫无一点顾虑，那也不是事实，可惜的是，他的释疑不是靠科学地分析判断，而是把宝押在虚幻的占卜和运气上（“他非常迷信，逢有大事必卜卦决疑。这次回东北也是如此，找来在府右街的他所信任的卜卦之士张半仙摇卦，以选择出行的良辰吉日。张丰仙说当日下午七时动身为吉时，张作霖毫不思索就决定当晚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下午７时离京返奉。②张作霖是六月三日离开北京的，这无分歧，但他究竟是几点动身的，却说法不一此为一说；另外也有不少人说是半夜或“六月三日凌晨１时１５分”③等），怎么会不出问题呢！
在离京前的一天晚上，张作霖与儿子曾有一番不无隐忧的不同寻常的谈话，把张氏父子，特别是张作霖的心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张学良先把关内各派势力说了一遍，摆出不退出关外的利害关系，并分析了美国、日本在明争暗斗，他们都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势。
张作霖听着，捋捋胡子说：“难道说他们尖，我们傻，我们肚里比他们肠子弯弯少，我们在军事上有足够的力量。”
张学良这才凑近说：“知彼，还要知己。大帅，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
张作霖再也坐不稳太师椅子了，双腿一弹跳下地说：
“咱爷们这棵大树还撮着，猴孙就要散吗？！”
张学良把两手一掐拢说：“眼下国民军、北伐军牌子挺亮，对我们冲击太大，如果我们退回关外，东北这块地盘就是一个圈。”
“我懂！小六，咱们爷们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我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件均无从说起，对头吧？”张作霖说完直叹气。
张学良连连点头……
张作霖又叹口气说：“这走要有个走法。”
张学良说：“齐恩铭曾有密电，称‘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
“这里离总站很近，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我看日本人不敢在这里胡闹。”张作霖又吸口气说：“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日本人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张学良表情严肃地说：“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张作霖沉思片刻，说：“日本人惯于诡诈，真的加害，谅其也不敢。”
说着，他撸起袖子来。
爷俩研究了回奉天的路线。张作霖随手拿起一张纸，一扯两半，用红笔分别在上面写了“汽”和“火”，然后揉成两个纸球，在手心里摇摇，扔在桌子上，笑着说：
“讨个吉利！”可他并没有立刻拣起纸团。原来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可公路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车又怕发生意外……他用手指把两个纸团扒拉得直打转转，抓起一个纸团，慢慢地展开一看，字在背面。他没有立刻翻过来看，而是轻轻地把纸往桌上一拍。
张学良伸手把纸翻过来，一看是“火”。老子伸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就这么定了，火车走！”④
照说，卦卜了，字也测了，张作霖可以放心回家了，怎么心中还有些不安呢？是不是他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这他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而且不久就遇难了，所以这恐怕是很难说清的。不过，有一点则是清楚的，即尽管有风险，而他却无意改变初衷。可张学良就不同了，对父亲的决定他虽然没有再多劝阻，但却仍然很不放心，他始终认为，父亲是不应该坐火车回去的，而应改乘汽车，并且轻车简从，由不大为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秘密返奉。这条路线是在奉军控制之下，这样人虽辛苦点，安全是有保障的。可张作霖却觉得这样未免太小家子气，他不想给人造成他是被人家赶走的所谓败军之将的印象，所以不管谁劝，他都听不进去。当然，他也作了防备的，如多带卫士，增岗加哨，严加戒备等。另外，行期保密，如对外说是６月１日动身，实际是６月３日才启程，并不断变更车次，究竟什么时候到达沈阳，并没有个确切的时间。
然而，很遗憾，这种种防备都已经过迟了，因为日本关东军早派特务潜入北京对张作霖进行严密监视了，他的一举一动日本人都了如指掌。
但张作霖却还蒙在鼓里。战争的失利，形势的逆转，使他的撤离笼罩着一种冷清和不祥的气氛。但爱讲排场的张作霖还是不忘前呼后拥，还总想即使是引退，也总要走得气派一些，所以他的专车浩浩荡荡，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他本人携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据张怀英老人谈，那花车车箱内，“装潢极讲究。一间大客厅，一间大卧房，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装饰、窗帘、座椅皆为黄色。当时马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父亲烧烟泡”。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付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设置了压道车，谁想在路轨上做手脚，也是很容易发现的，真可谓严加防范，周密布署，想得够周到了。但也正象俗话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有人处心积虑要对某个人进行暗算，有时确实是防不胜防的。
原来，就在张作霖准备退回东北时，以村冈长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也正在加紧策划中。最初，他们是准备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参谋去北京刺杀张作霖。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获悉这一特殊使命后，河本似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对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在华北方面，果真有能够完成那样大胆谋略的可以信赖的人吗？很不放心。万一（搞糟）的时候，如果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而只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的打算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认为好极了，不知会怎样乘机指责呢。让我干吧，别无他途。你若是去华北，要一直径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作谋刺张作霖的绝招是炸车。
竹下义晴到了北京后，很快便将张作霖将乘火车返奉的计划电告河本，河本立即行动起来，炸车地点他最初选在京奉线的巨流河铁桥，因此处有中国军警监视，怕露马脚，所以改在皇姑屯车站。这里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三洞桥，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路在下面，因为桥上是由日军警戒的，便于他们作炸车的各种准备，所以就把这里作为炸车的地点。
在这之后，河本在三洞桥附近设了岗哨，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调来工兵，放置炸药，安装电动引爆装置，并在一僻静处设立了瞭望台。河本为保万无一失，还计划若爆破失败，便设法使列车脱轨颠覆，并立即让一队伏兵冲过去将张杀死。而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原为三人，其中一人逃跑了）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伪装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也是采用同样手段，密令其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向沈阳大举进攻的。历史严峻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很凶恶的，他们为了迅速占领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会施展出来的。
张作霖的专列是６月３日夜离开北京，开往关外的。
那是一个多少还有点凉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风习习。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当时他是“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系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开汽车，开得很好）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颜色为黄色，驶往火车站。”⑤那个当儿，车站上静悄悄的，也许是戒备森严的关系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暂留北京的官员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车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时那种熙来攘往的热闹场景的；给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丧，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情景，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车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显得寂寥萧索，呈现着在兵荒马乱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仓惶、沉寂和凄凉的景象。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一点官场的礼仪和送行的气氛，那也不太符合实际，这也正象司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