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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领导和解放军方面紧急碰头一分析，认为傅索安一行极有可能往边境线方向逃跑，企图越境投敌。于是，马上派出两支追捕小组，分别往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方向搜捕。同时，紧急通知附近边境哨卡，严防位六个目标偷越国境。
但是，两支追捕小组全都落空了，他们一直搜索到国境线，也未发现脱逃人员的任何踪迹！
工作组意识到判断失误，随即又急电通往哈尔滨的各火车站，让注意拦堵逃犯。这一着棋子也没走对，使傅索安等人有时间从容地在另一条路线上进行旅游式的逃亡。这条路线是傅索安早在脱逃前就已经选定了的，她没选择进黑龙江省经哈尔滨入关那条线，而是舍近求远，选择往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那条线。他们逃离奇玛村后，步行五个小时，于天亮前来到一个蒙族小镇。这镇上有一个解放军的兵站，他们凭着“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使兵站军人相信这几个是徒步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现在想往呼和浩特，但走累了，因此想跟解放军叔叔商量让搭个车。兵站军人自无二话，不但让他们上了一辆开往呼和浩特的军用卡车，还送了他们一些干粮和肉干。这样，他们六人在经过几天饱赏大草原绮丽景色的旅途生活后，平安地抵达了呼和浩特。
热情的军车司机还把他们带到部队军营，在招待所住了一夜。
那天晚上，在部队招待所的那个整洁、宽敞的房间里，傅索安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出路问题的会议，最后决定依照“奇玛模式”，另外物色一个地方去安家落户。在物色前，鉴于身边钱钞所剩无几，有必要冒险回一趟天津，筹若干钱钞、粮票。计议既定，他们便安然入睡。这一夜，对于博索安来说，其实是她在自己的祖国境内所睡的安逸觉中的最后一夜了。此后一直到越境逃往苏联的若干日子里，她再也没睡过一个安逸觉。
次日，傅索安一行离开了部队招待所，前往呼和浩特火车站。
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发通知申明停止学生串连，要求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所以，铁路部门对学生乘车作了新规定，不准学生无票乘车。傅索安六人一看车站候车大厅里所贴的告示，知道不买车票是无法乘车了，但是此时他们一共只有几元钱，根本无法买六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了。怎么办？金国安等人提出不管三七二十一，买了站台票混上车再说。傅索安左思右想，否定了这个主意，决定另辟途径。她从天津出逃时所带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言还没用完，便开了一张，说他们一行是一年前离开天津在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形势考察的，这是一个小组，名谓“红东方革命形势考察小组”。
傅索安拿着这张介绍信去见车站军代表。那军代表看了介绍信，脸上露出一副似信不信的神态，嘴里唔唔呵呵不知说些什么。
傅索安一看要砸锅，灵机一动，急中生智，请军代表往呼和浩特西郊的那个部队营房打个电话，说那边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是真情。
军代表果然打电话，一问，对方说是有这么六个红卫兵小将在外考察，这次经内蒙古陆字第××号兵站介绍，搭他们部队的车抵达呼和浩特，昨晚住在部队招待所，今晨已离开，拟回天津云云。军代表这才信以为真，开了一张一次性使用的从呼和浩特到天津的免费乘车证。但是，军代表收掉了傅索安出示的那张介绍信。这张介绍信为后来傅索安几人的落网提供了确凿的线索。
傅索安一行凭着临时乘车证上了车。旅途中，他们商量回天津后落脚何处和如何筹款。傅索安决定继续利用“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信，凭介绍信去天津市郊结合部的一家镇办电镀厂“体验生活”，先找个落脚点住下再说。金国安、陈冬芳五人想想也只有如此，自是一致赞成。
却说奇玛村方面，工作组没有追捕到傅索安等六名逃犯，正在开会研究如何走下一步棋子时，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派了四名警察，带着批复的工作组要求逮捕傅索安六人的报告，驱车来到奇玛村，想对这六名天津知青执行逮捕令。他们听工作组介绍有关情况后，当即表示：这六人是公安机关已经批准逮捕的罪犯，现畏罪潜逃，可由公安机关对其实施侦查缉拿。
工作组诸君一听，心头的石块落了地，皆额手称庆。几个头头计议下来，便向各自的上级（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去电请示是否撤回。两地有关部门回电内容是一致的：暂不撤回，留在当地指导春耕生产，巩固安定局面，待逃犯逮捕归案后，进行现场批斗，以教育当地有关群众提高阶级斗争观念。至于协助执行任务的一连解放军，则因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可回归原部队销差。工作组便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分驻鲍家庄、奇玛村指导春耕生产。
却说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侦缉傅索安等六名逃犯，他们将这作为一桩大案来处理，专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一个专案追捕组。
追捕组根据在奇玛村获得的线索，顺藤摸瓜去了额尔古纳左旗人民委员会，根据当时接待傅索安等人的干部的回忆，弄清那六人来时出示的是天津“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追捕组认为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便往天津方面挂长途电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查清了“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电话号码，遂直接打过去询问情况。不料把名单一报，“横空出世”方面却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声称他们组织没这样六名成员。原来，傅索安六人制造“张厚石事件”后，“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原本就对傅索安为首的“山下派”深恶痛绝，又怕组织受牵连，于是马上发表声明，说早在“张厚石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把这六人开除出去了。总部为此还特地开全体成员大会，关照全体统一口径，若再有人问起傅索安六人，则一口咬定“横空出世”没有这六人。因此，“横空出世”接电话的那个委员之类的角色这样回答额尔纳左旗公安处追捕组。
对于追捕组来说，认为这个回答是准确的，于是排除了傅索安等人是天津“横空出世”成员的可能，另辟蹊径开展侦查。他们分析了傅索安等人脱逃时的种种情况，认为极有可能是兜远路从呼和浩特那里离开内蒙古的，于是立刻派员赴呼和浩特调查。
侦杏人员抵达呼和浩特后，先去了火车站，公安找公安，他们找了车站派出所。派出所方面听他们一说情况，有个民警突然想起几天前曾有六个学生模样的男女向他们打听过车站军代表办公室在哪里。他一说，侦查人员大喜，连忙让他回忆那六位的相貌特征。那个民警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当然不可能记得六人的全部相貌，但还是说出了其中一二个的主要特征。侦查人员跟逃犯特征一对，基本吻合！于是马上去拜访车站军代表。
这次拜访真是大有收获，侦查人员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线索——那纸“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至此，他们确定逃犯必和“横空出世”有瓜葛，应当去找“横空出世”要人。经用长途电话向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请示，处领导命令侦查人员火速赴天津缉拿逃犯。这样，五名侦查人员就踏上了赴天津的列车。
这时，傅索安、李白波、金国安、费磊、王慧珍、陈冬芳六人已经在位于天津南侧市郊结合部的“东方红”电镀厂落下了脚。“东方红”电镀厂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镇办厂，用当时天津人的说法，这家工厂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员是“社会渣滓”，即都是有历史问题或者现行问题的原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子女。
这些人自己知道底牌不硬，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敢造反，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厂里劳动生产。所以，“东方红”电镀厂是天津地区极少数没有造反派组织的单位之一。这种单位见造反派最怵，所以，傅索安想去那里暂时落脚，果然一说就行，无人敢说二话。
博索安几个在“东方红”电镀厂占了两间宿舍，卧具都由厂里提供，吃饭也是厂里供应。他们生怕和人多接触把话说豁边了会露出马脚，就很少和工厂接触，而是包下了该厂的大批判专栏，专门出专栏墙报，该厂正缺乏这种人才，倒也用得着，双方颇有相得益彰之感。
这样过了几天，傅索安想想“梁园虽好，却不是久恋之家”，长蹲在“东方红”电镀厂总不是件事情，既无前途，并且说不定哪天会暴露落网，还是滑脚溜掉为好。她一说，几个伙伴都有同感，于是悄悄计议了几次，决定去太行山区再次安家落户。这个行动需要若干经费，他们便决定各人去自己家里走一趟，能拿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傅索安毕竟年轻，缺乏经验，低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她想了又想，认为自己一行没露出过什么马脚，连奇玛村的干娘郭菊花也不清楚她的确凿住址，因此，估计内蒙古警方一时还不至于把侦查触角伸到天津来，所以此刻出其不意回一趟家是可行的，麻烦的倒是“张厚石事件”，不知目前情况如何，天津公安机关是不是还管着这个案子，这要弄弄清楚。因此，为稳妥起见，还是宜先派一个人去探探风声。
这个探风声的合适人选，自然是刑警之女陈冬芳。傅索安一说，陈冬芳自无二言，拔腿就走。走时是下午3点多钟，说好晚上8点钟之前准定回来。
陈冬芳踏进家门时，正是5点钟家人下班返家的时候，父母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