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口子的生活压力，大女儿刚刚上高中，而两个儿子，还在上小学。
此时台湾的政治虽然并不明朗，但是经济却正在逐渐好转，尤其是制造业的兴起，给了许多人以工作的机会，社会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田秀秀已然离开了特务机关，在韩奇的安排之下，到一处荣民服务站担任站长的工作。所谓的荣民，就是“荣誉国民”的简称，是指那些跟随着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大批士兵们，这些士兵们陆续地都到了退役的年纪，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又身无长技，退伍后的生活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国民党当局在一九五四年便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为“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转业。而退辅会的负责人就是蒋经国。蒋经国在任上的时候，的确为这些荣民办了很多的实事，先是在各地组建荣民农场，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们自食其力搞生产；然后又在台北建立“荣民总医院”，同时在各地组建分医院，免费为这些荣民看病。后来，又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伍的官兵越来越多，蒋经国又想出一个大量用人的办法来，在全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路架桥，把这些荣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修路队，倒也解决了两方面的难题，为荣民们的找到一份可行的工作，同时又可以解决环境恶劣情况下找不到劳动力的问题。
田秀秀的工作，要比张贤忙碌得多，因为自己也是从大陆过来的人，所以对于和自己有相似经历，而又无依无靠的荣民们，她便显得异常得关切，经常为了一个荣民的待遇而跑上跑下，不辞劳苦，甚至还要加班到很晚。没有用多长时间，台北的各行政部门，甚至于是政府各部委的部门里，都认识了她这位直来直去、敢一揪到底的女站长。对于妻子的工作，张贤一直鼎力支持着，对于她的早出晚归，也从来没有有过一丝的埋怨，他也是一个当兵的人，自然希望所有的荣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天张贤回到家里，习惯性地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等待着田秀秀的归来，他把饭菜都做好了，他知道田秀秀要是回来晚的时候，一定会打电话到家里，但是这一天他并没有接到田秀秀的电话。他等了半天，也不见田秀秀的人回来，张贤便有些着急起来，打电话到田秀秀的单位，值班的人员却告诉着他，田秀秀早就下班走了。他开始不安起来，准备出门沿着每天田秀秀上班的路去迎一迎，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熊三娃的大儿子熊无坷背着书包急匆匆地跑进来，一见到他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着他，田秀秀出车祸了，他看到一辆出租车在拐弯的时候没有减速，正将准备过马路的田秀秀撞上……
张贤只觉得自己的头“嗡”地一声大了起来，一时之间就好像是又被铺天而来的炮弹震憾了一样，半天都没有回过味来，他根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熊三娃的反应却是奇快的，马上拉着张贤上了车，飞快地赶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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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抢救田秀秀的时候，医生几次三番地出来询问家属，是否对这个伤者再进行抢救。医生告诉张贤，田秀秀的脊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即使是能够救活过来，她其后的一生也不得不靠轮椅渡日了，肯定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而且有可能脑子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痴呆。另外，就算是勉强救活了过来，其后还需要经常性的进行药物和其他方面的治疗，而这种药物及治疗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只怕普通人家根本无法承受。
虽然医生说得这么可怕，但是张贤根本就没有第二个想法，毫不犹豫地要求医生尽全力地抢救，他声泪俱下的告诉着医生，哪怕是田秀秀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他也要求她活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之后，田秀秀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却也正如医生所料的那样，由于脊椎的受伤，就算是她好起来，也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田秀秀的突然出事，一下子便打乱了张贤一家原本平静的生活，那个肇事的司机也是一个刚刚退伍不久的老兵，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补偿这一切，便是田秀秀的手术和抢求的费用都无力掏付，只能是张贤自己具拮。张贤并没有将这个肇事的司机告上法庭，虽然也对他恨之入骨，却也清晰地知道，就算是把这个肇事司机送入牢狱，也不能再挽回这一切，那样反而令这个人有可能失去了一切。这名姓冯的肇事者对张贤一家感激涕零，并发誓要想办法来弥补他自己所犯下的过失。张贤只当他这是良心自责的忏悔，所以对他的誓言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在经过了半年多的住院治疗之后，张贤还是将田秀秀接回了家中，专门请了一位保姆进行侍奉。虽然此时张贤只是一个挂名的闲职，但是毕竟每天还需要去上个班，如今他的这份薪金还算是丰厚，如果一旦失去，那么他不仅无力再供给妻子治疗恢复，便是连女儿也无法供其完成学业，所以这份工作，他还必须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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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三月，陈诚将军因肝癌在台北病逝，终年六十八岁，这个岁数与许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实权人物相比，已然算是短命了。终其一生所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台湾实行的与大陆截然不同的“土地革命”，正是由于这种不流血、温和的土改方式，从而奠定了台湾之所以在以后经济可以腾飞的基础。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三年，陈诚便提出过类似的方案，那个时候国民党军队正开始准备对共产党所控制的江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陈诚认为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才会得到当地农民的拥护；他同时提出了一种类似的限田制度，就是采用政府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再把这些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实现国父孙中山提出来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当陈诚把这个方案提出来并且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的时候，却被当时任省主席的熊式辉所拒绝。陈诚的方案，直到近二十年后，才由他自己在台湾得以实现。
张贤也在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陈长官痛心悲伤，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国防部军法司的传票，要求他接受军法司的质询。当张贤莫名其妙地来到军法司的时候，才知道原因：军情局还是查出了陈飞原来是共党漏网团政委的事实，如今陈飞已然被逮捕了起来，之所以要质询他，是因为他曾为陈飞作过保！
当知道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张贤不由得呆住了，他真得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心里头只能暗骂着，这个陈飞真得是在找死呀，为什么会这么不小心，把自己的底给露了出来呢？
第五八章 忍辱（三）
陈飞的被捕，令张贤马上感到了一阵阵的寒意，此时的台湾社会，依然处于国民党特务严密的监控之中，政治上还是采取着高压的态势，对于民间的民主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打击，只是相对于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来讲，要稍稍地有一些好转，老百姓的有了些许的言论自由。其实，这一切也都是跟着台湾内外的局势在变化，由于中共大陆方面此时的自顾不暇，更没有力量再提到所谓的“解放台湾”，虽然口号还在经常得喊，偶尔也会有小规模的冲突，便是在军事对抗中，反而是国民党方面占着了一些优势。外在的强大压力减缓之后，内部的紧张也自然跟着得到了缓解。只是，张贤知道，无论何时，国军对于纠察内部的间谍与特务，向来是从不手软的。他们可能会对敌人的俘虏十分宽容，却从来不会宽容混入的敌人。
军法司的质询令张贤头痛了很久，他已经被停职了，只是由于此时正被蒋经国重用的韩奇与同样投入到小蒋体系内的同学于长乐的从中周旋，所以才没有被收押。军法司一共对张贤质询了五次，这其实就是一种实质上的审判，因为此时张贤的中将身份和高参的职务，在没有确凿无误的证据之时，还不好叫作提审，张贤的心里却是非常得清楚，他对这种情况也非是第一次经历，再加之自己又没有什么背得人的事情，所以倒是十分坦然。
说来说去，张贤之所以会被牵连进了陈飞的案子里来，就是当初他在金门任副司令的时候，在刘安的面前替他作了书面的担保，按照军法司的说法，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因为张贤的阻拦，或许早就将陈飞的底查出来，也不至于会拖延这么多年，让这个漏网之鱼一直潜伏到如今。
张贤不知道陈飞都交待了什么，所以对于被问的问题回答得十分小心，第一次质询的时候，军法司的人并没有问太多详细的东西，只是问他为什么要为陈飞作保？张贤的回答冠冕堂皇，还是摆出了当初为保释陈飞出狱时在刘安司令官面前的那套说词，他最怕的是被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陈飞的底细，但是在第一次的质询里，军法司的人竟然没有问起来，便将他放了过去。后来，张贤才知道，第一次的质询实际上只是例行公事，毕竟大家都是国防部里的要员，还会有经常见面的时候，所以那位军法司的质询官并没有往深里追究，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怀疑张贤会有问题。
在第一次质询之后，张贤便心神不宁了起来，连忙去找韩奇询问情况。此时的韩奇已然升任为了军事情报局的局长，是蒋经国面前的红人，陈飞的这个案子，最早也是由军情局查获的，韩奇一定清楚其中的缘由。
可是，当张贤到达军情局的时候，韩奇却对他避而不见，这令张贤十分得不解，他相信韩奇绝对不是那种翻云覆雨的人，他不见自己定然有他的难处，可是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又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是什么事情竟然让韩奇对自己这么深厚交情的朋友都置之不顾呢？除非自己身上真得有什么问题，韩奇不见他就是为了避嫌？想到这里的时候，张贤越发得不安起来。
张贤忐忑不安地回到家，还没有坐稳屁股的时候，又是熊无坷拿着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