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危机的结果，致使世界的关税战愈演愈烈，以英美为首，各国的保护产业政策日益加强，终于在昭和7年（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发展到结成大英帝国的所谓集团经济。
这样，终于堵塞了国际间劳动力、物资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通过的民族自决主义，只有以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保障才能行得通。但是，如上所述，国际经济在被集团封锁的情况下，象日本这样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的国家，其生存就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
军国主义让原本应该爆发的国内矛盾，被降到最低。但不是消失，而是影响力被将至低点。日本扩张之势，已经无法避免。德国结盟也就顺理成章。昭和15年到昭和18年年中，三年多的侵略战争，让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国内矛盾在扩张中被尽数忽略，强国姿态再一次的回到了日本的手上。但是，资源匮乏，军力已然快达到极限。美国则是日益壮大，特别是中华十分不明朗的态度，这都让日本上下有一种难以喘息的压力。
然而到了昭和18年年尾，加入同盟国阵营后，日本尽管国内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并且和美国站在了一起。可是，随着东南亚地区被中华占领，日本似忽得不到加入同盟国之后的真正利益。
并且国内的矛盾又开始出现，农业和工业生产能力达到了历史的低点，贫困和失业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基本社会体。
中兴十五年12月26日，东京上空彤云密布，预兆不祥，大雪已经厚厚地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前三个晚上已下了一尺多，是五十四年不遇的大雪，交通受阻，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供回不了家的观众借宿。
东京尽管披上了银装，可是看上去几乎仍然是既有西方色彩又有东方色彩。日本已经甩掉它过去的很多封建的东西，成了亚洲继中华之后第二个先进西方化的国家。离传统瓦顶的皇宫几百玛的地方，一座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围绕皇宫的古老石墙和护城河外，同样是东西合壁：日本帝国剧场和第一生命大厦等一长排新式建筑犹如上海的完全是中华式的高楼大厦，而仅仅相隔几个街区，就是狭窄的卵石小街，一排排艺妓馆、寿司铺以及和服店，鳞次栉比，还有房子摇摇欲坠的各种小商店，它们门上挂着随风扑动的暖帘和五颜六色的灯笼，即使在这样的阴天，也显出一派欢乐气氛。
紧靠皇宫一座小山上的是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这座大楼主要是用冲绳运采的石块建造的，好象是仿埃及的式样。在这座威严的大厦的后面，是一幢幢政府首脑的宽敞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这座官邸由两幢楼房组成，办公部分是早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风格的西式建筑，起居部分是日本式的，墙薄如纸，滑动门，地板上铺榻榻米。
但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骚动，一场即将冲向大雪覆盖的街头的激烈骚动。皇宫外侧一端是第一师团的兵营。该兵营由于陆军省一名少佐告密说他们要发起武装叛乱而引起了当局对他们的注意。告密者说，他从某一青年军官那里获悉，一批激进分子计划于该日刺杀天皇的若干名顾问。嫌疑分子已受到监视，还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可是宪兵队和警方觉得他们满可以从容对付局势。一小撮叛乱分子不管有多么强烈的动机，毕竟翻不起大浪。此时他们对情报所说即将发生叛乱的可靠性如何正半信半疑。这一天眼看就要结束。
他们这种安然自得的态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造反情绪非常强烈。他们的傲慢不逊极为明显，因此已下令于数日内把他们调往朝鲜。他们露骨地蔑视当局，以至有一支部队竟以演习为名，集体跑到东京警视厅门前去撒尿。这些不服管束的官兵中另有一千四百人正在谋划揭竿而起，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在为这些袭击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寻欢作乐的人们却在渐渐黑下来的大街小巷上闲逛寻找消遣。银座即东京的百老汇第五大街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对日本青年说来，这儿早已成了外部世界的浪漫象征，是霓虹灯、妇女装饰品商店、咖啡馆、中华和欧洲电影、西式舞厅和中式餐馆组成的仙境。距这里不远的赤坂区（那里的男女普遍穿和服），古色古香的日本也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那些脸上涂脂抹粉，身穿五光十色舞服的艺妓，好象是来自古代的不速之客，坐在人力车上沿着柳树成行的蜿蜒的街道穿棱。这里的灯火比较昏暗。警察提着的日本传统的红灯笼，散射出柔和的令人思乡的光芒，宛如一幅迷人的木刻变得栩栩如生似的。
这些叛乱者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野心。如同在他们以前的六批人一样那六批人都失败了他们企图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去纠正日本社会的不公正。
日本的传统使这些罪恶行径合法化，日本人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专门名词“下克上”。这个词最初是在十五世纪使用的，那时，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日本封建时期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实行割据，类似诸侯，在明治天皇（即现在昭和天皇的父亲）以前，多少世纪以来，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充当将军的傀儡而已，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一九二四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视政治为赌博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伴随日本西方化而来的人口爆炸性增长更加深了混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就有八千万人拥挤在一起。国民经济无法承担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人口。农民由于产品价格暴跌而处于饥饿的边沿，他们开始组织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抗议。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风餐露宿于街头。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纷纷应运而生。
然而，这些运动却遭到军国主义者组织的抵制。这种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北一辉。北一辉既是个国粹主义者，又是一个炽烈的革命者，他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到一起。他那论改革的册子《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不但受到激进派的推崇，连天皇的崇拜者也如获至宝。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所有渴望改革的人。北一辉写道：“日本正在仿效西方国家的毁灭性榜样。那些拥有金融、政治、军事权力的人们在皇权的庇护下，都在维护自身的不正义权益
“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华的七亿兄弟决不能取得独立。”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乎是各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国家而实现。”
他号召大家去“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就是说，取消内阁和国会。只有一家之长才能有选举权，任何人都不得积聚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财产（约合当时五十万美元）。重要的工业应收归国有，建立专制**制度，女人的活动只能限制在家庭圈子内，以“发扬日本古老的花道和茶道”。
千百万易受影响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家中的贫困，本来已深恶痛绝。无怪乎他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西方，这样的年轻人本来能够加入工会或当政治鼓动家以找出路。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陆军或海军里当军官。一旦入伍，他们从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情况。这些士兵，每当收到家信，都会失声痛哭由于儿子远离，全家正处于饥饿边缘。青年军官认为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他们加入秘密组织，其中有些秘密组织号召采取直接行动和暗杀，有的则主张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则实行改革。
昭和3年，因为军方在中华的战败，导致大量的在华利益消失，并且赔偿了近二十亿日元（华丽模糊换算的）。这种骚动已到了白热化程度，但是靠了两位在军方范围内活动的非凡人物才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一位是石原莞尔中佐，另一位是坂垣征四郎大佐。前者有才华、脑子快、浮夸、主意多，后者沉着冷静，善于思考，又富有组织才能。两人搭配在一起是最完美不过的。只要石原想得到，板垣便做得到。两人都是关东军参谋军官。这支军队于一九0五年，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被派到面积堪比日本四岛的朝鲜。
这两个军官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朝鲜和中华找出路，可以把荒无人烟的朝鲜变为文明的、繁荣昌盛的地区，既可减少国内的失业，还能给人口过多的本土找到出路在本土，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场占地不到二又四分之一英亩。朝鲜还能为日本保持其工业国地位提供它极端需要的有保证的原料来源和成品市场。但是，石原和坂垣认为，除非日本完全控制朝鲜和中华的东北，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的满洲还在军阀张作霖大帅的统治下，但统治很松散，日本那时也只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利，并从事采矿、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