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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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整理
查理一世：先生，判决，我说，先生，我要……
不让我说话，别的人还能指望有什么公道啊！
1649年1月30日，伦敦迎来了一个晴朗寒冷的冬日，上千名伦敦市民怀着愤怒和兴奋的心情，围聚在王宫内的白厅广场上，等待观看一场断头的刑罚。
这一天要被送上断头台的，就是英国历史上那位因被砍头而载入史册的国王，倒霉的查理一世，他因为这次著名的砍头被后世尊谥为“殉难者”。几天前，他被议会以“暴君、杀人犯、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的罪名被判砍头，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砍头只是手起斧落、一刹那间的事情，不过，导致查理一世先生被砍头的原因则要追溯到本世纪初。
1603年，晚年被称为“凶狠的老母鸡”的伊丽莎白一世撒手西去了，她的逝世不仅结束了一个王朝，也结束了君主专制的巅峰时期。
精明强干的伊丽莎白的统治，提高了英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不过她的政治智慧也强化了专制王权。而且，伊丽莎白也給她的继任者留下了难以解决的财政和宗教问题。
后伊丽莎白时代是一个考验国君智慧和统制国家能力的最佳时代，这个舞台不接受拙劣的演员。
接替伊丽莎白女王王位的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他即位后改称詹姆士一世，成为英伦三岛四个地区的第一个国王，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在走马上任之前，詹姆士已经在苏格兰当了35年国王，他了解苏格兰胜于英格兰，这就注定了詹姆士不能解决潜在的种种棘手问题。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帝给英国人送去了一个没有雄才大略的国王，这对处在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英格兰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幸。
我们的国王受过良好的教育，记忆力强，热爱学术，年轻时还写过诗，是一位学者型国王。他还擅长写论文，在著名的《国王的天赋能力》和《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律》两篇论文中，詹姆士根据“苏格兰的习惯”认为，国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不受人间法律的制约，而议会的权力来自于国王。
这使我们这位人品端庄的国王与议会的关系处于长期的紧张和对抗之中，虽然他并不像他的下一个世纪的同行、因制造“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句名言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将“君权神授”观念付诸于实践，去实行绝对的君主专制。
但是，不幸的是，滔天的洪水还是在詹姆士死后席卷了整个英格兰。虽然他幸运地在灾难爆发之前退出了历史舞台，前往永恒的天国与仁慈的上帝讨论“君权神授”的问题，而把所有的隐患和可怕的灾难以及那顶诱人的王冠一起传给了他的宝贝儿子查理，外加60万英镑的债务。
查理一世和议会
1625年，被后世称为“殉难者”的查理一世登上了王位，年轻的国王远不及他的父亲明智，却和他的父亲一样固执——他是一个坚定的“君权神授”主义者。啊，对了，我们这位国王说话有点口吃，做事优柔寡断，实在不像一位有着君权神授的坚定信念、乾纲独断的君王。
他将君权神授理念付诸于政治实践中，从而将他和英格兰卷入了一场浩劫之中，而且，这场浩劫在他被砍了头之后还肆虐了几十年。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转型犹如国家这条大船穿过“历史三峡”，过程惊涛骇浪，其后海阔天空。这时的英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王作为国家这条大船的船长，其个人能力和为政之道对于国家能否安全地穿过“历史三峡”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查理一世船长不仅船技平平，而且还和他的大副——议会屡有冲突，英格兰
这条大船就凶多吉少了。
这时距离著名的《大宪章》颁布已经过去了400多年了。
400多年中，英格兰的土地上经历了一次次王朝更替，先后有17位国王统治过这个国家。在一代代国王的统治下，英格兰君主制度逐渐发展成为君主专制制度，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手上达到了顶峰，在英国国家的统一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过，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在王权壮大的同时，议会作为贵族、主教和乡绅的代表，也发展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唯一可以和国王抗衡的力量。
在英国早期的历史上，“议会”的最初含义并不是一个机构，而是指一种机会——贵族和国王在大议事会上交谈或谈判的机会。从议事会议演变成一个机构后，议会在早期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只是替国王向各地摊派捐税和处理贵族土地问题。
但是在1215年《大宪章》颁布之后，这种情况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议会的权力和影响开始增大，从控制征税权开始，议会逐步控制了国家的财政，在国家事务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王权和议会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到了查理一世时期，力量的天平已经逐渐向议会一方倾斜了。查理一世先生私德无亏，但是一个人要和形势以及历史大势对抗，即使贵为国王也只能注定以悲剧收场。于是，一场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搏弈，在新的形势下展开了。
双方第一次重要的博弈是在1625年6月间正式上演，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查理上台之初，导火索则是税收问题。
查理一世上台后，很快就面临着棘手的财政危机，危机的原因是英国与西班牙、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宗教战争。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付两个强大的对手需要庞大的军费来支持这场战争，而军费全都要国王自己掏腰包。因为当时的政府和王室合为一体，除了王室自己的开支外，国王还必须为王国一切事务买单。
那么，查理一世从哪里获得这些费用呢？
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的惯例就是“国王靠自己过活”。国王的主要收入来自王室领地收入、法庭罚金、城市交纳的税收等等。在英国，国王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税收。所以，查理一世想要获得战争经费，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
不幸的是，由于有《大宪章》和议会的制约，查理一世在收税这件事上是不能随心所欲的。
在1625年6月召开的议会上，议会没有批准查理一世因为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事而征税的要求，而且还废除了国王可以终身征收关税的特权，宣布查理一世只可以征收一年的关税。年满之后每年必须经过议会表决同意，方可继续征收。
沐浴在伊丽莎白女王耀眼成就和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查理一世感到非常恼怒。
查理一世坚定地认为：国王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因此，除了上帝他不对任何人负责，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查理一世在一个新的时代死守不合时宜的君权神授的教条，这是他一生中最明确的信念。
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为自己过时的观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愤怒的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向乡绅强制性贷款，但是议会反对派暗中活动，领导民众的抗捐抗税。于是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最激烈的较量，在英国历史中又一次开始上演。查理一世不幸成为这场较量中的的主角。
1628年，在对抗中处于下风的、财政枯竭的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
鉴于查理此前的作为，所以这次议会一召开，就递交给国王一份《权利请愿书》，表示：愿意为国王筹集军费，但是这必须以国王承认议会的传统权力为前提。
《权利请愿书》重申《大宪章》原则，要求国王不经法律审判不得关押臣民，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开征新税，任何人未被法庭判决有罪，国王不得剥夺他们的财产。
议会开出了35万英镑的价码，换取国王批准《权利请愿书》。债台高筑、急需用钱的查理一世接受了这份《权利请愿书》。
但是，到了第二年，国王可能觉得这个价码太低，他开始反悔了。国王和议会的冲突一下变得白热化，议会当即号召民众不要再向国王交税。查理一世觉得向议会这只铁公鸡要钱越来越困难，作为回应，他派传令兵强行解散议会。
在匆忙之中，下院议员们的应对之策是将会议厅大门反锁，把议长按在座位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任何企图改变国家的宗教信仰或不经过议会同意擅自征税的人，都是国家的敌人，应该被全民族所打倒。然后，议会就被查理一世解散。
议会在英格兰已经召开了三个多世纪，却在查理一世时期被解散了。当时英格兰没有常备军，也没有有组织的警察队伍，由自由民组成的民警和民军是国家可以依靠的唯一强制性力量。
传统上，国王的统治要依靠臣民的忠诚和议会的配合来进行。
现在，议会被解散了，可怜的查理只好强打精神亲自出马，乾纲独断，依靠专制王权统治英格兰。
当然，没有了议会对坚持君权神授的查理来说并非没有一点好处，他现在可以想方设法地增加税收、制造各种收取罚金的借口，他还将各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加以垄断，然后靠出卖专利权来发财，这在和平时期对于应付王室开支是足够了。
历史上将这十一年的统治称为“残酷统治”时期，高额的税负和宗教迫害使国内老百姓怨声载道。
不过，在长达11年的无议会时期里，英格兰人并没有忘记几个世纪以来的那条规则，那就是：“王在法下”。
就在无议会期间，英国发生了一件著名的诉讼案，从而带来了一个宪政问题，即“王在法下”的问题。
1635年，查理一世在全国开征了一种新税“船税”。对于这种没有经过议会批准就开征的新税，一位叫约翰•；汉普顿乡绅依据《大宪章》率先提出拒付船税，这一举动引起了全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