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帆比起李珊要成熟，内敛许多。她喜欢把事放在心里，品出味道后分成不同种类，再讲给有着不同口味的人听。这也注定了她和任何人都有共同语言，不得罪人。虽然看起来缺少了个性，但说实话，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上，这样很吃得开。她是很会看人的，所以她真正的好朋友并不多。
这样的两个女生，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因为性格上的迥异，彼此又能互补，很快就有说有笑了。而且我发现女孩子在一起就是话多，昏天黑地地聊了一路，我和安都听傻了。
樱花的确很漂亮，我们照了很多照片。几个月没见李珊的确变漂亮了，笑容更灿烂了，爱情滋润的结果就是不同凡响。而我身旁的宁帆，虽然外表没什么变化，可心情和神态都给人陌生的感觉。
我没有问关于她和老大分手的事，虽然话就在嘴边上，可我放弃了。她也没有和我提起，我想其中自有她的道理。
草地上有很多人放风筝，李珊和安不知什么时候也凑热闹买了一个，俩人拉着风筝跑，费了半天劲才晃晃悠悠放起来。然后就看他们说说笑笑，连蹦带跳的。虽然他们也20了，可怎么看还是孩子样儿。
“你听过那段对白吗？” ；宁帆盯着那两个快乐的身影问我，“男的说‘我希望你是我手中的风筝，剪断了线，你就自由了。’女的却说‘我更希望是你手中的线，风筝飞了，我却还在你手中。’”
她眼里有着说不清的忧郁，虽然她平时也喜欢偶尔地刻意抒情，多愁善感，可那都是开玩笑的，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看了让人为她担心。
“你要是那个女的，你会选择当什么？”她很认真地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傻傻地看着她。
她轻轻地笑了，“你也看到了，我选择了当风筝。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无情？”
“怎么会，”我安慰她，“很多东西别人是无从知晓，无从参与的，自己觉得值得就做决定，只要不后悔。”
“你真这么觉得？”
在我还没来得及肯定回答时，她突然笑了，接着说，“我问你也是白搭，你做事比我更不考虑后果。”
我知道她指的是我和安之间的事，有些不好意思。
不远处安握着线板一抖一抖地控制风筝的高度，李珊帮他拽线，被安一手打开，两人一会儿斗嘴一会儿笑，真是一对儿活宝。
“我有时觉得你们挺不幸的，你别误会，我指的仅仅是你和安的关系。可更多的是羡慕，真的，我觉得你们俩老是特惬意，特甜蜜。”她说着又将目光投向了那两个身影，“到底怎么样才算真正的幸福呢？”
“我觉得钟于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我也开始感慨了，“在属于别人之前先要属于自己，要切切实实地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去为之努力，这样才能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才能幸福。”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畅然一笑，“你就会胡诹”。然后就跑去放风筝了。
“你听了我一番道理猛然惊醒，茅塞顿开，心情舒畅，到头来说我胡诹，真是没良心。”我还在心里抱怨着，安匆匆小跑着过来，张口就问我，“什么当风筝，当线？”
我被问得一头雾水，他说是宁帆让他问的。
“别理她，她脑子进水了。”说完我拉着一知半解的他一块儿去放风筝了。
……
宁帆心情好了，又恢复了以前那样，我和安在某种心情上都放心了。她还是经常约我们一起出去玩儿，但因为彼此都在实习，见面必然受到约束。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对安好。只要是有关安的事，她都不推脱。有一次，安想看一本叫《情感教育》的小说，我转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不经意间告诉了宁帆，结果没出一星期那本书就到了安手里。有时候我会想，她是不是爱上安了？虽然这个问题没有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嫉妒，说不上为什么。可能是自信，更可能是相信，相信他们两个。
进入5月，天气开始热了，路旁的树也越发地葱郁了。夏天是生命勃发，旺盛的季节，我一直这样以为，但很多事从那一年开始变化了。
一天我下班去安家，郭姨正在给他上药。见我进去，安赶忙往下拽衣服，生怕我看见什么。我走过去，什么也没说就接过郭姨手里的棉签，那上面是紫药水。
“你又怎么摔的？”我掀开他的袖子，胳膊肘上擦破了一大块儿。
他不看着我，很小声地说：“不小心摔的呗。”
我转过头看郭姨，她的眼神里有藏不住的苦痛，可能怕我问什么，没多久就站起来走了。
我没说别的，轻轻地给他擦药。象这样给他擦药已经好几回了，他从来都不说到底是怎么弄的，我为此问过郭姨，她只告诉我安的视力一直下降。
当我又一次看着他因为伤口沾到药水的疼痛，紧紧地抿着嘴唇时，我不知为什么很生气。猛地站起身，我把棉签狠狠地往地上一扔，推门走了。突如其来的愤怒把安吓住了，只听见他很小声地喊我，“哥……“”
我没吃晚饭，躺在床上掉眼泪。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于他的病他很少和我提起，我知道他是不想给我增添烦恼，他说过不愿意左右我，可他从没有真正理解我的心情。我爱他，我不想让他一个人痛苦，不喜欢被瞒着。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医生到底是怎么和他说的，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想着想着，我房间的门又开了，老妈已经进来三次叫我吃饭了。我习惯性地转过身背对着门，不耐烦地说，“我说了，我不饿，您就别管我了。”
半晌都没有声音。我回头一看，安靠在门上捂着嘴乐。
我再次转过头不理他，继续赌气。
“你干嘛呀？不理我，我可走了。”他走到我床边不满地说。
我仍是不说话，他却没走，坐在了我身边。
“安，你什么时候能对我说实话呀？”我的语调不象在问他，倒挺象自言自语的。
他摆弄着我床头柜上的那个相框，里面放的是我们的一张合影。
“你想好了留不留在实习的那个公司了吗？”他转移话题。
我没有及时回答他。那个公司虽然名气不大，但效益还是可以的。而且上司对我很器重，我也很想留下来发展。可是就前几天经理问我，是否同意去上海分公司就职，我一口回绝了。即使这样，公司对我还是很够意思的，总经理说过几天在上海有一个会议，推荐我和部门经理同去，顺便看看那里的情况，之后再作决定不晚，若是我实在不满意，他们再做安排。我心里清楚的很，这是无论如何没有考虑的必要的，但还是出于礼貌答应了。
“宁帆姐都和我说了，你要去上海开会？”他并不等我回答，自己仍继续说着，“其实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好，发展又快……”最终他还是没有说下去。
我抬头看他，他若有所思，然后给了我一个非常勉强的笑。
“安，你觉得我会离开北京吗？你觉得我能离开你吗？你总是以你自己的想法定义别人，这样你就安心了？你明明什么都知道，却装做不了解，你是不是看着我难受心里高兴啊？”我真的是气得胡说八道了。
他就那么低着眼皮，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一身。我很自责，觉得话说得太过火了，赶紧哄他。
捧着他的脸，我亲眼看着他的眼泪溢出来，可嘴角还努力挤出一丝微笑。我也哭了。
我搂他一起躺在床上，虽然两个人都觉得有点热，但都没有分开的意思。
“我开始出现偶尔失明，而且左腿膝盖以下会经常性的麻木”安靠在我怀里，很平静地对我说，“医生说准备给我做一次手术。”
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就傻了，‘失明 ’？‘手术’？太可怕了，我接受不了，我怎么能接受的了。我觉得自己太残酷了，硬是要他亲口给我讲出他不愿面对的事实，他心里一定很疼吧。我收回抚摸他后背的手想坐起来，他却用力攥住了我的两只手，放在他怀里搂着，“咱们就这么躺着，行吗？”
我无力回答他，一动不动地和他躺在一起。
“医生说这次手术危险系数很小，肯定会成功，咱们都不用担心。”他还在安慰我，“做完手术，病情就会有好转了。”
“有好转？就是说不能根除吗？”我不放心地问。
“会好的，得慢慢来。”他脸靠着的地方有点湿。
“安，你以后什么都要告诉我，什么也别瞒我行吗？我知道你也是为我好，可这让我更难受，你知道吗？”
他懂事地在我怀里点头。
“手术什么时候？”
“一星期以后。”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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