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他们为何不向提刑衙门申诉。
这个答案当然不能让浙江派满意，使者们委屈地指出，袁象和刘晋戈是刎颈之交——听说当初刘晋戈在东川府负伤，正是袁象照顾了他一路，称得上是前者的救命恩人。
“这就是我让刘晋戈办事，而让袁象负责提刑的原因！如果反过来的话，无论袁象干得是不是天怒人怨，刘晋戈都会装看不见。”邓名在心里说道，不过这句话万万不能从自己嘴中吐露出来，只能好言安慰这些使者一番，称袁象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品德高尚、主持正义，让他们先设法去与提刑衙门沟通，如果等邓名回到成都时还没有解决问题，他当然会亲自过问。
等见到秦修采后，邓名才感觉到成都的问题比他想象得严重。成都百废待兴，对各种工具、器械的需求旺盛，只是因为百姓极端贫困所以工商业才持续萎靡。邓名设计出欠条来替代货币，也有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意图。据邓名的理解，信用货币和银行都是在用明天的繁荣为保证，以渡过今天的难关——创造出明天的繁荣景象。
得知刘晋戈多收了很多粮食，邓名在最初生气过后，很快就发现刘晋戈反倒是创造了一个良机，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广纸币——如果没有刘晋戈的擅自征税，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服百姓用粮食交换欠条——从这点上来说，刘晋戈倒是纸币改革的大功臣。
离开成都前，成都的工商业已经因为货币的刺激而出现发展的苗头，邓名当然不愿意这个情况被逆转。信用货币是用未来的繁荣为抵押的，这笔欠账不但要还，更要付利息，如果未来没有繁荣，这么一大笔债是没法还上的，工商业也会被打回原形。
因此邓名不想草草应付，而是把军务抛下，认真斟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把秦修采再次找来：“你立刻返回都府，告诉熊行长，不能允许物价这样跌下去。”
刚听说成都的物价下跌，邓名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本来他想当然地认为，随着大量人口涌入，成都的物价应该节节攀高才对。但通过一晚的思考，邓名发现了自己的思路误区所在，那就是新来的人口是没有货币的，所以在人口涌入造成的物价上涨中，上涨最快的是货币这种最重要的商品。
因为新的移民没有货币才导致物价下跌，想通了这一点，邓名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所有的新移民发补贴。若是所有的人口袋里都有钱了，那么物价当然会上涨，从而刺激工商界雇佣更多的短工、购买更多的原料和工具并且扩大生产规模。
不过转念一想，这种滥发补贴似乎会导致其它问题，所以邓名决定把补贴发给一批急需购买生活、生产用品的人群。
邓名对秦修采说：“我已经写好给刘知府的信了，让他立刻拿出一百二十万元的欠条发给今年刚从军中退役的同举人，制止物价下跌。如果不够的话，我会让他拿出更多的欠条。”
看到秦修采流露出不明白的样子，邓名就拿出写给刘晋戈的信，让秦修采看了一下。在信中邓名先是对刘晋戈的政绩大为称赞，说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知府衙门在积攒了大量的粮食的同时，还拥有了至少三百万元以上的欠条储备。
“……不过政斧除了挣钱以外，如何花钱也是很有讲究的。对政斧来说，钱不能用来驱逐外敌，所以需要设法用钱取得人心、交换到装备。如何做到这些呢？我们一步步来，这次我给你的任务不算太难，先帮我收买一下人心、军心……”
邓名给刘晋戈的信很长，口气也很亲切。秦修采在心里揣摩着邓名给自己看这封信的用意，觉得自己已经深谙提督的意思，除了熊兰以外，绝对不可以把看过这封信的事情泄露给其他的人知道。
收买军心的具体措施就是给退役的士兵发钱。不是每个退伍军人都享受三年有效的二百元补贴么？邓名让刘晋戈马上给这六千名退伍军人每人发二百元，而且要告诉他们这是额外增加发放的，并不影响他们未来三年内的补贴领取。
邓名要刘晋戈自己去斟酌该如何宣传政斧这次发放的意义，能够让成都周围的百姓觉得从军服役会有现实的好处，就达到目的了。在信的末尾，邓名还给予刘晋戈更大的权力：“若是刘兄弟觉得一个人二百元太少，效果不好，可以加发更多，只要总花费控制在二百万以内就可以。我期待着刘兄弟的好消息。”
秦修采看完信后，双手捧着还给了邓名。后者把它收到信封中，封上口，按上自己的印章，交给士兵送走。
这些同举人什么都要买，手里有了欠条，很快就会使用出去。除了这六千人以外，新移民的购买需求也要考虑。邓名深信只要帮他们渡过眼下的难关，他们明天会创造出很多财富来回报社会。
“回去告诉熊行长，他的放贷范围不要仅限于退伍军人了，这些新来的老百姓也可以放贷。不过要收利息，不能白给，毕竟他们和同举人、同秀才不同，还没有为朝廷贡献过力量。”邓名想了想，又道：“应该对那些勤奋做事的人有更多的鼓励，比如那些愿意在闲暇时间去商行做工的人，可以得到数额较大或是利钱较低的贷款。至于一般人嘛，我觉得把贷款额度设为一千元就可以，年利息收百分之五好了。”
很多刚刚抵达成都的移民身无余物，但即使他们只是种地而且只开垦了十亩，到年底也能够向朝廷缴纳一百元。而这不过是他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十几分之一，因此邓名认为向这些移民提供贷款是很有赚头的一件买卖，更不用说还能因此刺激工业发展。
对此秦修采固然不反对，但他仍然担心粮价。他向邓名指出，仓库里的粮食就算保存得再好，也会逐渐地吃光，要是欠条大量流通，粮价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而到了那个时候，若是刘知府不肯用粮食回收欠条，粮价飞涨就无法控制。
“对，你说得对。万一将来粮价控制不住，我不会责怪熊行长的，让他放心大胆地做事。现在恢复生产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当初不让他发太多欠条就是怕物价飞涨，影响了生产。”邓名宽慰秦修采道：“我从江南带回了大量粮食，今年就是没有产出，也足够大家吃了。”
但秦修采的疑虑依旧没有完全打消。熊兰和他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曹艹认为军心比粮官的姓命更重要，为了维持军心而不惜杀掉一个粮官；现在邓名嘴上说没关系，也可能是真心实意，但若是需要在平息民愤和保住熊兰之间选择的话，熊兰对自己胜出并没有太多的信心。
“你还有什么事吗？”见秦修采几次欲言又止，邓名主动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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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行长打算建立一个义仓，用来存米。”秦修采小心翼翼地说道。熊兰知道此举侵入了知府衙门的权力范围，不但会遭到刘晋戈竭力反对，也可能会让邓名不满：“这个义仓只做两件生意，用八十元购入一石大米，或是以一百二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石大米。绝不改变售出或购入的价格，也不能拒绝交易。”
秦修采的建议让邓名顿时愣住了。当初他曾经设想让都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一百元购入一石粮食，但考虑到粮价不可避免的价格波动，以及储存成本、质量好坏等因素，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邓名只是对刘晋戈提出一百元一石的参考价格，具体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让他自行斟酌。
而秦修采的这个设想看上去似乎具有艹作姓，只要存在这么一个机构，那么成都的百姓就会对粮价有基本的信心。
“很多百姓不愿意把欠条拿出来用，就是他们怕到了收获的时候，粮价跌到每石五十元、四十元，甚至十元、五元的地步。”秦修采以为邓名听不懂，就给他解释起来。这种粮价暴跌现象其实是常见现象，谷贵伤农、谷贱亦伤农。每当收获以后农民就要缴纳赋税，在这个时候，粮商和官府往往就会合伙极力压低粮价，农民不得不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大量的粮食来换取足够的白银。有时因为官府的逼迫，农民不得不把口粮和种子粮都贱卖出去；等到缴纳赋税之后，粮价就会直线上升，为了活命农民又要去借高利贷，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把贱卖出去的粮食再购买回来。
现在成都府还没有粮商，刘晋戈做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这种官府的敛财手段。不过并不是每个百姓都对这种手法一无所知，在看到欠条的价格不断上涨后，就有人感觉听到警钟敲响了。
“如果收实物作为赋税，政斧就要逼着百姓多缴耗损，有时甚至会高出正税的数倍；改为白银缴纳后，除了损耗还要加上高买贱卖，老百姓真是没有活路啊。”邓名听得连连摇头。
秦修采告诉他，在大明和满清的治下，当官府和粮商熟练地勾结在一起后，粮价的波动高达十数倍是正常现象。只有超过百倍，导致百姓卖儿鬻女也活不下去时，官府才会出面平抑物价，让各个利益集团适可而止。
如果熊兰建议的这个义仓建立起来的话，成都粮价涨跌的最大幅度就会被限制在三分之一左右。若是这个制度能够维持百年的话，那在任何朝代，都将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标榜青史的德政了。
“现在都府连一家粮商都没有，若是提督现在下达这个命令，不会有任何人反对。”秦修采察言观色，觉得邓名似乎已经动心要同意了：“而且以八十元买进，以一百二十元卖出，盈利虽然有限，但也能维持仓库、人手所用，不但不用向知府衙门讨要薪俸，甚至还能反哺藩库。再者，也能为官府储备一批粮食，无论是遇上荒年还是征战，都会有大用的。”
“说得不错，建个义仓势在必行。”邓名听得连连点头。
正如秦修采所说，要是在四川以外的地区推行这个义仓制度，那恐怕会激起本地粮商、缙绅、官吏的激烈反对；或者说，在其它地区，秦修采和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