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军营中后，周培公依旧在天人交战，一边是自己的利益，一边是恩主的利益，他有些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握尺度。不过最后周培公还是决定适当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他下定决心的正是这些总督、巡抚们的榜样效果。既然这些封疆大吏为了自己的安全都能去通邓，那周培公觉得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应该可以对邓名适当防水，只要保证督抚们不比自己出面前更吃亏就算是没有白拿他们给的好处和栽培的恩情了。
“福建的事情多半邓提督已经听说了，但他知道的肯定不如我详细。”得知达素受挫后，湖广总督对此非常关心，因为这直接会影响到他对邓名的战略，虽然清廷对损失情况严格保密，不过官场上能够看到的线索还是比流入民间的要多得多，尤其是总督衙门这种高级机构，对事态的严重程度还有有一点点了解的。
周培公打算在左右无人时，不经意、不小心地向邓名透露一些福建的真实情况，这样邓名就会拥有更好的谈判地位，如果邓名利用这点来谋取更多的好处的话，那就不是周培公谈判不利了。不过武昌的新协议，周培公依旧不会告诉邓名，因为那个协议对长官们的影响不大，反倒与武昌鹰派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
与朴烦、于佑明他们签署玩协议后，周培公很快就立刻了武昌，当他离开时协议还没有开始执行，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协议刚刚开始执行就遭遇到了一些麻烦。
拿到第一批试验姓的凭证后，武昌的鹰派就去交换明军的货物，其他土产都是由邓名留下的人在负责，属于官吏编制。对这些官吏来说，邓名的命令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既然朴烦拥有定价权，那货物卖多少欠条和他们无关，拿凭证来就可以支取货物，他们已经没有责任问题了。
其他的货物都没有问题，但盐却无法用于佑明给的那种欠条凭证交易到，因为朴烦虽然有大部分货物的定价权，但是盐价他是管不到的，盐价是由盐商来定的。
在盐行的人眼里，这就是一下子让他们的售价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因此任凭朴烦好说歹说，这些盐商的手下就是不同意降价出售食盐。
正好卢欢押送着新一批川盐抵达武汉，现在成都的五大盐行对外已经形成攻守同盟，采用统一的价格和政策，然后平分利润。听说卢欢抵达后，朴烦和于佑明就赶紧跑去找他，希望他能出面修改对武昌的食盐价格，好让成都工业银行的凭据能够拥有更好的信用。
“我们当然不能降价。”得知对方的要求后，卢欢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肯定不同意，就算我同意，其他四家也不会同意；不错，我有权修改程都府盐商联合会在武昌的政策，但肯定不能不经过他人同意就做出这么大的修改。”
于佑明指出，虽然售价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欠条的购买力也提高了，所以并没有亏。
但卢欢依旧不为所动：“欠条是不是能够兑换更多的银子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说银子没有用，这里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需要向刘知府缴纳一百元的赋税；每代售一百斤的淮盐，除了缴纳一百元元的税赋，还要再交给刘知府五十元的分成。我怎么可能降低售价到一百斤盐六十六元呢？那样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要赔八十多！”
至于那部分可以不收欠条而是用银子来交换的盐，卢欢指出他也并没有从这个协议中得到任何好处：“与其辛苦地收你发的欠条凭据，我宁可直接收银子，提督和刘知府一样给我们盐商购买铁矿、船只的许可了，不行，你们工业银行的欠条凭据我们不能接受。”
第三节 上风
现在成都的权利分配依旧很混乱，邓名没有在成都进行长期停留的时间，每次都是搭建一个框架就急急忙忙出征，而且总是一去就数个月不归，这导致成都各派都有争夺权力的空间和机会。
对邓名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川军不进攻就是等死，每次暂停进攻都是往毁灭的悬崖边迈了一大步。因此邓名不可能考虑留下监督、指导成都的发展，再说对外掠夺对发展成都也有极大的益处，迄今为止邓名从李国英手中捞到的东西最少，但就是那几百、上千头牛，四川自己就是闷头鼓捣几年也别想鼓捣出来。
虽然上次离开成都前邓名组建了税务局，并把税收工作从知府衙门转移到了税务衙门，但在邓名离开时还没有尽数完成。等邓名越过武昌向下游进发后，刘晋戈也就停止向税务局移交权利，即使在邓名的框架上后者都是知府衙门的下属机构，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
邓名对川盐很重视，因此刘晋戈对此也很重视，他因为精力问题不能插手各个行业，之前把管不过来的行业大都移交给了秦修彩，但盐业利润又高，又是邓名的重点扶持项目，刘知府当然牢牢握在手中不肯松手，盐税问题刘晋戈一向是亲自过问的，就连税款都是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而不是通过税务局。
成都的大部分人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其中包括税务局长秦修彩在内。
税款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才是传统，而税务局这个中间结构反倒是新兴事物，当初邓名建立这个机构的理由也是为了帮助刘晋戈分忧——成都官员也都接受了这个说法。既然是帮忙的，那换言之就是帮刘晋戈处理他不想受的累，而刘知府很愿意亲历亲为的事情税务局自然管不着。
有知府衙门撑腰，卢欢对朴烦这个税务局副局长没有一点儿畏惧心理，还不依不饶地对税务副局长说道：“若是税务局能退还我们的税，让川盐的盈利维持在每百斤百元，代售的淮盐每百斤五十元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接受朴局长的定价。”
朴烦当然做不到，盐税是邓名定下的，就连刘晋戈都未必能修改，再说税也不是税务局收的，他去哪里给盐商退税？
见朴烦不说话后，卢欢又冲着于佑明说道：“如果我们在武昌每收一元工业银行的凭据，工业银行都按照三倍的价格在成都补偿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接受。”
于佑明当然也答应不了，其实就算于佑明答应，卢欢的考虑结果多半还是不接受，因为就算成都工业银行给三倍兑换率，对盐商来说不过是没有吃亏而已。但现在武昌欠条紧缺，这三分之一需要欠条的盐可以溢价卖出。现在盐商的惯常做法是，按照成都知府衙门的意思，让武昌用知府衙门指定的物资来交换，其中甚至还包括人口——虽然邓名走之前曾指示刘晋戈要找机会获得工匠，将来有可能的话要设法输入火药和青铜，但鉴于成都男多女少的严峻形势，刘晋戈已经把邓名的政策修改为输入未婚女子为优先。
除了背靠知府衙门这靠山外，卢欢还隐隐觉得自己是比于佑明和朴烦更高等的国民，他和其他盐商都是刘曜的辅兵，不管他们辅兵在军中的地位多么低微，卢欢他们依旧是川军本土派，是成都最早的势力。盐商雇佣的人手中，也是以本土派为主，尤其是曾经在刘曜、杨有才手下服过役的人，更是深得卢欢等人的青睐，从绵竹、江油、剑阁等地驻军中退役的人，虽然距离稍远但也属于卢欢划分中的最高等人。邓名手下的五大将中，卢欢他们最喜欢的是李星汉，认为他是本土派的人；虽然刘曜、杨有才以及他们的心腹神神秘秘地不肯透露清楚，但卢欢他们都听说过不少关于拥立的传言，那就是刘曜、杨有才、李星汉这些本土派曾经抱团拥立过少蜀王邓提督。
其次就是虁东军，虽然这帮贼名还没有洗清，但他们也算是四川人，因此在卢欢这批人眼中，周开荒是邓名五大将第二顺眼的。现任成都知府刘晋戈出身和周开荒差不多，而且这位刘知府听说也曾跟着邓提督在东川府征战，还为保护邓提督受过伤，因此卢欢对他也是很尊敬的。
再次就是建昌那批人，西贼是川军的敌人，现在虽然迷途知返向少蜀王输诚，但显然不能和嫡系川军相比，而且卢欢他们认为这些西营的忠诚依旧可疑，这从西营出身的五虎之一赵天霸身上也可以找到迹象，比如他就不肯追随邓提督东川和昆明——卢欢他们既分不清建昌西军和赵天霸的关系，也不知道赵天霸去不了东川府的真正理由。
而于佑明这种明显是从外地逃难进川的蛮子，虽然是明军嫡系而不是什么贼，但在卢欢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西营基本持平。按说朴烦也是四川人，应该能被划分进本土明军嫡系，可不幸的是他的熊兰的手下，熊兰反复叛变的事情在成都已经传开了，因此在本土派眼中，熊兰一伙儿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和西贼看齐去了。
本土嫡系的出身，还得到邓名的大力扶持，这次明军甚至会为川盐盐商的利益而改变战略，这让卢欢、叶天明他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强烈。正是因为心态的改变，本来他们这些辅兵一说起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战兵就咬牙切齿，但现在他们反倒在退役后开始生出同袍的感情来。上个月挣了一些钱后，卢欢、叶天明等几个盐商还专门去了一趟都江堰，请当年把他们绑架进军队的几个战兵介绍人吃饭，这几个盐商摆了一桌子好菜，认为若不是当年被他们带进军队，也不有他们几个的今天——人不能忘本。那几个战兵都吃的眉开眼笑，有一个一边吃还一边不好意思地嚷嚷：“我吃得太多啊，我吃得太多啊。”
尽管在盐商这里碰了一鼻子的灰，但工业银行的欠条凭据还是获得了基本的信用，因为除了食盐以外，其他的货物都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公家的东西。有朴烦背书免责，留守人员没有必要和武昌方面的好处过不去，再说他们本来也没有定价的职权，对他们来说这些公家的东西到底怎么处理都与他们无关，去干涉定价的事情完全是多管闲事。虽然换不到盐让陆尘音感到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