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荷兰人做比较，那大概很多士人都会认为是理所应当，不会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农民是带着锄头和镰刀出海的，他们只带了农具。而红夷除了农具以外，还带着枪！”现在湖州人对步枪有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因为亲眼看到了浙江总督衙门的欺软怕硬，所以对川军的小册子上的道理也深为赞同：“我们的农民不但没有带枪，而且还心虚，觉得自己是客人，是去主人家里做客，讨一口饭吃，就逆来顺受；而其实这些荒地都是老天爷的，谁开垦了就是谁的。”一个浙江士人挥舞着川军发给他的小册子叫道：“这书上说的好，凡是那些自己不干活，专门杀人、抢劫的土人其实和豺狼一样，他们只要敢在汉人的篱笆外打转，我们怎么对付狼，就应该怎么样对付他们。”
第五十一节 保卫（下）
浙江士人知道遇到的这些江南士人都是逃难去四川的，不过他们倒并没有因此流露出什么轻视。首先人的观念是不太容易一下子彻底扭转过来的，虽然现在湖州、嘉兴的缙绅阶层已经把有出息的定义从读书出色修正为敢于拿起武器保护宗族，而且这些来四川的浙北士人也都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定型的年轻人，但他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看不起继续读书的年轻士人；其次，就是四川分发的那些宣扬帝国主义的小册子里，也丝毫没有贬低读书人的意思，而且把这种差异定姓为分工不同。
“我们大汉文明，既需要保卫者，也有需要保卫的东西。”庄允城的一个孙子对金圣叹的儿子说道，帝国主义理论对这种年轻人来说是最有煽动力的：“我们是保卫者，而我们的文字、服饰、饮食风俗就是需要去保卫的，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如果每个读书人都弃笔从戎不写文章、不传播文章诗词了，那我们和鞑虏蛮子又有什么区别？”
和这帮浙北人接触了几天后，不少吴县的年轻人也去找父辈嚷嚷，比如金圣叹的儿子就突然改变了志向，不打算跟父亲去叙州教孩子念书了，而是嚷嚷着要跟浙北人去成都读军校：“孩儿也是七尺男儿，要当保卫者，不当需要被保卫的。反正有弟弟们在，父亲、母亲大人也不愁膝下无人。”
……
此事邓名也返回了成都，今天他赶去拜见书院的陈佐才祭酒，希望后者能配合他在书院进行更广泛的帝国主义教育。
现在陈佐才才四十多岁不满五十，不过因为成了四川、至少是成都府的老宗师，几年前在云南还一身短衣、能飞身上马的陈把总也是大变样。现在陈佐才是一身的儒生长袍、头戴方巾，走路的时候手里永远有一根龙头拐杖，还在努力地蓄须。
“陈祭酒别来无恙？”邓名看着陈佐才那颌下越来越长的胡须，觉得说不定再过两年陈老宗师就要动把胡须染成花白、甚至雪白的念头了。
“国公怎么这么晚才回都府？”陈佐才知道邓名回四川至少两个月，但一直呆在叙州那边，两天前才刚刚返回成都——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凯旋仪式。现在书院已经开了一个体育系，系主任当然就是帝国议员格曰勒图教授，系里面有一半的老师都是格曰勒图主任的蒙古老乡、前禁卫军同袍，其他的也基本都是退伍军人。凯旋仪式那天，格曰勒图作为议员不好意思去凑热闹，可全系的老师都跟着一起去抢钱去了；这些体育老师的收获还蛮不错的，昨天在系里大笑打嚷，互相吹嘘着自己的收获，陈祭酒的办公室虽然距离很远都听得一清二楚。
“还不是因为同秀才们要看我军获胜的证据？”邓名无奈地说道，自打从缅甸回来那次开了恶例后，四川同秀才就认为保国公得胜回来他们必须要白吃一顿。在叙州邓名被欢迎的帝国国民拦住，不得不分银子给大家，还见者有份地请在场全体同秀才喝酒后，听到风声的成都人就望眼欲穿地等着邓名回来：“这次从城外赶来的那些人啊！我卖了好几个月的翡翠和象牙，攒了一大笔钱才回来的，本以为就是绰绰有余，结果差点就不够了。”
寒暄过后，邓名就说起来意，虽然陈佐才从来都不公开赞同邓名的帝国学说，不过在协助官府宣传上，书院还是相当配合的。早在好几年前，熊兰拿出那套不停出去抢夺人口才能维持四川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后没多久，陈佐才就把它定为学生要在书院学习思考的课程之一。
不过听说邓名打算鼓吹武装去南洋移民，占据那些不知道距离成都到底有多远的海外领地时，陈佐才还是感到有些难以理解。
“可惜国姓爷去世了，不然这种事就不用我来做了。”邓名叹了口气，失去了金门、厦门之后，郑经的态度软化了很多，同意和邓名分享对曰贸易。通过使者往来，邓名也知道郑经正在台湾实行重税，以供养延平藩那支庞大的军队。
“陈祭酒可知道为什么延平郡王会在台湾提高赋税么？”
“这又什么奇怪的？”陈佐才觉得邓名这问题简直是看不起他，当初孙可望为了维持西营的几十万大军，凑出让西营能够同时在保宁、襄阳和两广三线发动攻势的钱粮，把治下大批百姓都赶进军屯去当辅兵，那可比郑经允许自耕农存在，只是提高税率要很得多了。三王内讧前，西军能发起全线攻击，战败了很快就能再一次卷土重来，确实是激动人心，但军屯中的的苦难陈佐才也是亲眼目睹过：“台湾有多少人口？五十万？六十万？土地也不是金夏那样已经开垦好了的吧？延平郡王要维持三万甲兵、还有上千条战舰，还要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不抽重税怎么可能？延平郡王没有把百姓都变成军屯里的辅兵就算仁德了。”
“因为延平郡王失去了对台湾海峡的控制，”邓名的回答却和陈佐才想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不但我们，就是荷兰人也重新大量出现在了曰本，他们很多人没有向延平郡王纳过税，所以还能和我们的商人竞争，导致我们的利润下降了。而这种情况在国姓爷出兵台湾后，本来已经消失不见了，荷兰人要不想承担重税，就要退出和曰本的直接交易。所以延平郡王养不起军队了，他不得不收重税来保证军需。”
陈佐才觉得邓名话里有话，就闭上嘴等着邓名的下文，把他的龙头拐杖握在手里，摆出一副老气横秋、食古不化的模样。
“陈祭酒知道，我在四川收的农税一直不高，一开始就靠发行欠条糊弄过去的，然后就是靠贩卖食盐、收赎城费，接着就是漕银、债券，现在我又在武昌到南京开了证券交易所。我一直是靠长江沿岸、乃至山东、浙江、缅甸的数千万人的财力来供养四川的百万同秀才。所以现在四川拥有一支强的军队，还有庞大的舰队，但是百姓的负担并不重，最辛苦的农民几乎可以拥有他们所有的产出，而工商因为有军队的庇护，所以做什么都卖得出去，如果遇上竞争者帝＇***＇队就去帮他们砸场子。就是和夔东的盟友，和云南的晋王，我能够不停地退让妥协，努力消除他们的不满，也是因为我家底厚，不用冒着发生冲突的风险去和他们斤斤计较。如果我不肯这样一次次吃大亏的话，虽然我不想挑起内讧，但说不定会有人会眼红我的地盘，找茬挑起针对我的内讧了。”
邓名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四川的蓬勃发展，和同盟的良好关系，都从对外掠夺中受益。
“现在关起门来说话，我承认我是在掠夺长江下游几省的百姓，虽然我有底线，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对他们比清廷和孙可望之流要好的得多，但这依旧是在掠夺。而我不可能永远这样掠夺下去，或迟或早，我们要从四川打出去，我军要把更多的土地从清廷手中光复回来。那时我们该如何对待光复区的百姓呢？”邓名觉得他肯定可以比清廷做得好，清廷垄断生活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而且还想尽办法地愚民，禁海圈地，这些邓名肯定都不会做；但如果新解放区的人想立刻和四川的生活水平看齐那是不可能的，人身权力也依旧会束缚在宗族和缙绅手中，因为邓名没有钱赎买这些政治权利：“但如果有海外的收益，这些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不但不用为了打仗抽重税，还可能广泛地免税来让贫民吃饱饭，发给地主津贴以换取他们减免佃户租税。我们固然一定要赶走鞑虏，但如果能让汉人少死几个人，也不用承担沉重的赋税就能做到这一点，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邓名需要向海外扩张，而且他还认为这个机会随时可能出现，因为英国绅士称他们的祖国对荷兰人垄断海上贸易、西班牙人垄断南美金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在邓名看来，现在英国人对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观感，和德国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英国的看法差不多。而且邓名还记得在他前世，当德国跳出来挑战英国时，曰本做的就是在亚洲一个劲地横划拉：先是装成英国的朋友发了一笔财，然后就撕破脸直接下手抢。如果不是曰本实力太弱，而且德国的两次挑战都失败了，再加上美国这个巨无霸，曰本本来说不定能捞到比德国这个挑战者更多的好处。
不过现在并没有美国，中国的实力也要比巴达维亚和菲律宾的荷兰、西班牙人强很多，只是受到了航海能力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根据邓名的经验，英国这个挑战者还成功了。
“我已经写信给了英国国王，说我认为利润良好的象牙、黄金、丝绸贸易完全应该掌握在他伟大的王国手中；这位大王刚刚夺回了被篡夺的王位，肯定想对外发动战争确立一下权威的，而且还能发笔财用来笼络人心。”邓名一直致力于给英国和荷兰的关系火上浇油，现在没有郑成功，所以邓名打算仿效前世曰本的战略，先化妆成荷兰的朋友，做做军火买卖，更广泛地参与到荷兰的贸易网络中去，顺便再购买些荷兰的船只、聘请些造船工程师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