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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审案局，处理杀人案件就地处决，是对湖南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的公然蔑视和侵越；让“大团”和绿营军一起操练，这是对提督权力的蔑视与侵越。他在官场多年，当然懂得权力界限和运作方式，为何还要这样做，一是有张亮基的支持；二就是，认准目标不顾一切的性格。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利国利民的，所以承受任何风险都无所谓。
张亮基走后，继任巡抚的叫潘铎，潘铎和新任布政使（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徐有壬以及按察使（司法部长）陶恩培对曾国藩是一肚皮不忿。曾国藩心知肚明，但却假装不知，依旧我行我素。
四人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但每次都是曾国藩胜出。因为每当三人轮番向他攻击时，他用沉默应对，正襟危坐，闭目养神。三人喊得唇焦舌敝，四处找水喝时，他才慢悠悠地站起来说：“三位慢喝，我要去练兵了。”
就当三人对曾国藩时刻咬牙切齿时，领导班子又发生变化，张亮基之前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卷土重来，再成巡抚。骆秉章比潘铎的度量大那么一点，并不太为难曾国藩，但也不给曾国藩好脸。曾国藩也不攀附他，只用一颗平常心对待。
曾国藩并不担心三人弹劾他，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咸丰批准的，这就叫胸有成竹。但事故没有发生在湖南三大员那里，而发生在湖南军界。
按常例，清帝国各省绿营兵受总督管理，巡抚以及其他文官，如果不挂提督衔，是无权干预绿营军务的。曾国藩是个四不像的团练大臣，更是没有资格。可他非要有资格，初到长沙，顺利把“大团”插进绿营军中后，他就在绿营中聘请教头操练“大团”。其中有位教头是绿营中的低级军官，满人塔齐布，此人英勇果敢，没有绿营军官的腐败习气，所以很得曾国藩赏识。
塔齐布多年来在军营始终不得志，终于盼来了曾国藩这个大贵人，自然全力以赴帮曾国藩。曾国藩也没有辜负他，一个月内，连上三道奏疏保举塔齐布。于是，塔齐布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军官一跃而成为参将（仅次于副总兵）。塔齐布的升职让原本是民兵部队的“大团”有了正式军官，对于后来的湘军而言，是个质的飞跃。
塔齐布对曾国藩是感恩戴德，所以训练起“大团”来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他的精心训练下，“大团”频频出动剿匪，1853年5月，“大团”出了湖南奔赴江西，和太平军狠狠打了一架。虽然罗泽南的几个门生都阵亡，可曾国藩却喜出望外，因为“大团”可以独立作战了。
这场战役也让“大团”在湖南长沙的绿营军中声名鹊起，绿营军本身不能打仗，所以看不得别人能打，双方摩擦起来，火星在飞速酝酿中。
让火星迸出的是曾国藩本人。他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对湖南军界发布一道命令：驻省正规军每三、八两日要与“大团”一起会操。驻长沙的绿营兵军纪败坏透顶、四处扰民，曾国藩要这些人会操为的是对他们进行纪律教育，目的是唤醒他们的良知。每当会操时，曾国藩站在高处，喊破了嗓子呼唤他们的良知，可绿营兵的良知关起门来睡大觉。
曾国藩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能成针。精诚所至，金石都会开。他让绿营兵加班听他的教诲，真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像教育自己不成器的儿子。曾国藩不明白一点，别和猪谈哲学，你浪费时间不说，猪还不高兴。
1853年夏，长沙酷热如下了天火。最热的一天，曾国藩下令绿营兵在操场集合，他要文化育人。长沙政府军福将清德忍无可忍，站在军营前骂街。曾国藩不动声色地听着清德扯着破锣嗓子骂街，过了好一阵，悄无声息。曾国藩擦了把汗，坐到桌前写信，信写给湖广总督张亮基，内容是商讨弹劾清德。这自然而然地就得罪了巡抚骆秉章。第二天把信一送出，他又发布命令：“绿营兵在操场集合，我要文化育人。”
清德照例又站到军营门口，破口大骂。由于昨天伤了嗓子，所以今天的骂街没有持续多久。但今天和昨天不同，清德骂完后没有进军营，而是跑到了湖南提督鲍起豹那里，满脸通红、沙哑着嗓子说道：“没法活了。这么热的天，他居然还要训话，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鲍起豹拍案而起：“曾国藩这厮，拿鸡毛当令箭。传我话，以后谁他妈敢去操练，就宰了谁。”鲍起豹因在之前的长沙保卫战中立下犬马之劳，所以越发刚愎自用，不可一世。而清德也是狗仗人势，得了鲍大人的“鸡毛”，胆气冲天，就在军营前大声宣传了鲍起豹的话。
曾国藩在房间里拼命地打着扇子，听完清德的破锣嗓子后，平静地坐到桌子后写信，仍是弹劾清德。这一回起了效果，清德被革职。塔齐布兴高采烈地跑来向曾国藩贺喜，曾国藩却神色凝重起来。他嘱咐塔齐布：“清德被革职，绿营兵必对咱们怀恨在心，所以万事小心，千万不可出岔子。”
塔齐布不以为然，他说：“绿营兵向来欺软怕硬，杀了清德这只鸡，他们肯定噤若寒蝉。况且咱们有支独立的军队‘大团’，怕他们做什么。”
这是实话，曾国藩现在有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大团”，他不担心在长沙会有事。但他还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如游丝，看不见，却分明感觉得到。
1853年7月末，太平军围攻南昌，南昌告急、江西告急、湖南告急，巡抚骆秉章慌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曾国藩说，“南昌一旦沦陷，太平军必会逼入湖南，长沙就危急了。与其坐等长毛贼来把长沙变成战场，不如把战场挪出省外，派军去南昌。”
骆秉章连连点头，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派绿营军出省支援南昌，”大团“协同作战。”
一听这话，提督鲍起豹把身子向后一仰，阴阳怪气地说：“曾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前段时间还说我们绿营兵不能打，怎么现在又能打了？”
曾国藩板起脸来：“鲍大人，这是正事，怎可推脱？”
鲍起豹“腾”地站起来，真像一头豹子，提高了声音：“你不是有‘大团’吗？恕我直言，你的‘大团’肯定能打，绿营兵不奉陪。”
话音未落，转身就走，留下曾国藩在热浪滔天中情绪凌乱。
骆秉章去看曾国藩，曾国藩脸色很难看，那种不好的预感猛地袭上来。但形势危急，他根本没有多想，毅然决然地派出了他的“大团”。
“大团”主力一走，事故接踵而至。虽然留在长沙的“大团”只剩一百余人，但曾国藩还是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训练。1853年8月下旬，“大团”士兵试验新到的一批火枪，毕竟是笨手笨脚的农民，试验时突然走火，一名绿营兵的屁股被打开了花。屁股开花的绿营兵哭得撕心裂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绿营兵早已忍辱负重多时，现在见对方人少，马上对其发起攻击。幸运的是，双方没有动用火器，也没动刀枪，只是流氓打法，所以只是鼻青脸肿而已。
鲍起豹得知此事后，趁势跑进曾国藩办公室兴师问罪。曾国藩不能像对待文官那样对待武夫鲍起豹，他只能平息绿营兵众怒，将试枪走火的“大团”士兵责打二百军棍。鲍起豹全程监控，发现二百军棍过后，该士兵的屁股仍没有他那名士兵的屁股洞大，仍是气咻咻的。曾国藩说尽了好话，总算把鲍起豹的怒气平息了一些。
塔齐布却愤怒起来，他对曾国藩说：“鲍起豹这只蠢豹子是无事生非，您就不该对他低三下四。”曾国藩看着窗外多如驴毛、气势汹汹的绿营兵，低声对塔齐布说：“此时是非常时期，咱们的人少，忍气吞声才是上策。”
塔齐布大惑不解：“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就不该让‘大团’出省。”
曾国藩严肃起来：“塔齐布！你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建立‘大团’的目的就是为国为民，它可不是维护个人利益的工具！”
塔齐布惊骇万分，慌忙鞠躬认错，一抬眼，发现曾国藩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要榨出他军服下面的“小”来。
塔齐布没有在曾国藩的位子上，所以不能深切理解曾国藩的谨小慎微。这几个月来，湖南政界和军界对他已是恨之入骨。只不过有咸丰皇帝授予他的大任和他的“大团”，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他，如今“大团”不在身边，这些人要动点歪脑筋轻而易举，鲍起豹只要稍有头脑，对他搞个小兵变，然后谎报曾国藩在酷夏虐待士兵，整个湖南都会为他作证。
一想到这里，曾国藩就不寒而栗，可他对派出“大团”从未懊悔，因为这是他良知的命令。
纵然千万分小心，问题还是出了。
1853年9月6日，一群绿营兵和一群“大团”士兵赌博，这本来是曾国藩严令禁止的，可总有些人喜欢违反禁令。赌博过程中，“大团”士兵认为绿营士兵出老千，绿营士兵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拿出准备好的武器，把“大团”士兵砍得七零八落。
绿营兵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了牌友后，又去围攻塔齐布公馆。塔齐布仗恃武功超群，和绿营兵短兵相接。但绿营兵是内斗的高手，塔齐布节节败退，最后使出逃遁术，溜之大吉。
绿营兵清除这些障碍后，终于到了正式面对他们最厌恶的敌人曾国藩。
曾国藩那天正在房间里克己，绿营兵干掉牌桌上的大团士兵，闹哄哄地去围攻塔齐布时，他急忙派人去打听。打听的人去了一会儿，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地回来报告，绿营兵把塔齐布打跑，正向这里杀来。
曾国藩吓得双股发颤，絮叨着“终于来了”，在房间里转起圈来。他的十几个卫兵也是魂不附体，尤其是看到曾国藩脸色发青时，几乎要屎尿齐下。
曾国藩转了十几个圈后，突然急中生智，命令一名卫兵：“快，快去找骆巡抚帮忙。”
那名士兵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