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塔齐布最后达成共识：在七月的雨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这是最后一搏，能攻陷九江最好，如果无法攻陷，那就从九江城撤兵。
塔齐布跑回九江大营后，磨刀霍霍。从前的攻城器械已不能用，塔齐布命人昼夜加班制作工具，仅云梯就制作了数百架，又征收了布袋四千，结了几千条竹筏。挡牌、竹盔堆积如山，太平军在九江城下看到塔齐布干得热火朝天，不禁心胆俱裂。
塔齐布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月黑阴雨之夜。这样的夜晚数不胜数，但塔齐布按曾国藩的训导，要在这些黑夜中挑选一个最好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是七月十五，南方民间所说的鬼节。
非常遗憾的是，七月十五那天，突然天空放晴，月亮又大又圆，连九江城墙上的茅草都能看清。这真是绝佳的讽刺。塔齐布气得吐出一斗血来。
他为了湘军，为了曾国藩，为了大清江山，洒了太多热血，几次都想抛掉头颅，但老天眷顾他，始终保佑着他在战场上的幸运。然而这一次，福运离开他。七月十八，塔齐布吐完胃里最后一口血，一命呜呼。
这是个天大的噩耗，曾国藩得到消息后，不管通往九江路上有多危险，只带几十个随从，策马加鞭，飞奔而来。一见塔齐布尸体，他无法控制地扑到尸体上，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这既是哭塔齐布，又是哭他自己。塔齐布在他形单影只时离他而去，对于他和塔齐布，都是最悲痛的事。
塔齐布这只曾国藩的左膀离他而去，他还未从悲痛中复苏，又一个更重大的打击来了。这就是罗泽南的出走。
事实上，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到1855年的酷夏，曾国藩所依仗能打的人只有塔齐布和罗泽南。
塔齐布尸骨未寒，罗泽南就颠颠地跑来，和曾国藩谈论一个极有前景的大计划。罗泽南这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四个月前，他在南康和九江察看多次后，像发现外星生物一样的跑去对曾国藩说：“太平军上控制武汉，下占据南京，湖口乃中游要塞，其志在必得。纵然咱们攻克湖口，也难以据守，更不能摆脱与之相持长江中断的被动局面。要想打破僵局，改变目前半死不活的被动地位，必须回师上游，攻克武汉。而要攻克武汉，又必先据其上游的崇阳、通城、咸宁一带，以锤击武汉的后背。”
曾国藩思考了许久，确信罗泽南的计划没错，但他就是不肯痛快地答应。原因有二。第一，其时，他正和陈启迈的矛盾激化，其中一个激化点就是他罗泽南；第二，罗泽南去武汉，除了战略目的外还有私人目的，那就是增援上任不久的湖北巡抚胡林翼。
本来，胡林翼是湘系，他成为湖北巡抚，是湘军福星高照。胡林翼一直想拿下武昌，无奈兵寡将少，始终不能如愿。曾国藩不是不想支援胡林翼，奈何他是泥菩萨过江。正如儒学理念告诉他的那样：人，先要为己才能成己，能成己才可成人。一个人自身还难保，就要去拯救、解放别人，这是神经错乱。
胡林翼曾给曾国藩写过求救信，他的见解和罗泽南一样，认为曾国藩不该对九江和湖口较劲，咱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斗气。曾国藩向胡林翼诉说衷肠：非是我较劲，如果我从九江、湖口撤军，那我在江西就没法活了。
胡林翼叫起来：“兄弟，湖北就是你的家。”
曾国藩轻轻摇头，他需要的不仅是个歇脚地，还有颜面。
最终，理智战胜颜面，他同意罗泽南分兵离开九江，先试试看。1855年三月，罗泽南带领他的精锐兵团从九江拔营，逼向广信、义宁，几个月来，罗泽南马不解鞍，人不卸甲，和太平军展开野战、攻坚战、麻雀战、奔袭战、突袭战，但成绩让人实在提不起兴趣，罗泽南攻陷一城，前脚刚走，太平军就再度夺回。
曾国藩得知罗泽南陷入这种泥泞后，写信鼓励他：我平生坚信八个大字——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若能坚持到底，坚忍不拔，一百次失败后就是成功。
这封信如同鸡血，罗泽南浑身充满了野兽般的力量，1855年七月十五，也就是塔齐布准备全线进攻九江的那天夜里，罗泽南奇迹般的攻陷义宁。塔齐布死后的第三天，罗泽南从前线发来两封信，一封是很遗憾塔齐布的阵亡，另一封则是决定大踏步去勾勒他的宏图。就是说，他要彻底离开曾国藩，单枪匹马去湖北冲锋陷阵，为湘军铸造荣耀。
曾国藩看了罗泽南的信后，陷入死一样的沉思。直到肚子咕咕叫时，才被迫醒转。他无精打采地又翻阅了罗泽南的信，就在他心如乱麻时，刘蓉拉着李元度来了。
曾国藩向二人诉说罗泽南问题，刘蓉想了一想说道：“应该走也不应走。”
这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好处就是，永不会错，曾国藩则认为这是中庸，不偏不倚，其实体现了一个“和”字，和稀泥的“和”。
罗泽南应该走，刘蓉认为有如下理由：增援武昌就是增援咱们的人胡林翼，胡林翼如果在武昌覆灭，那咱们湘系就要失去湖北这块地盘了。
在这点上，曾国藩比刘蓉理解得更深刻。胡林翼刚被任命为湖北巡抚，正是展现亮点的时候，如果能收复武昌，那对胡林翼和湘军实在是其乐无穷的大好事。
李元度不同意刘蓉的观点：“胡林翼在武昌外围已将湘军水师发展到十个营的兵力，他自己就能搞定武昌，罗泽南去干甚？”
刘蓉叹气道：“他的部队都是水师，没有得力的陆军配合，水师在武汉难以立足啊。”
李元度没有反应，曾国藩也保持沉默。刘蓉很自豪地继续开口：“第二点，罗泽南也非去不可。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是骆秉章的心腹，操控湖南军政大权。如果您不允许胡林翼之请派罗泽南援助湖北，必然开罪左宗棠，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元度恼了，他不是讨厌左宗棠，而是觉得刘蓉把左宗棠神化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刘蓉已急转直下：“罗泽南也有不能去的理由，而且非常充分。塔齐布刚死，罗泽南又要远走高飞，如有不测，更赖何人？所以我坚决反对罗泽南离开。但不离开，这盘棋又不好下，真是两难！”
这就是辩证法的神奇之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滔滔不绝，有理有据，但最终要他拿主意时，他就开始和稀泥，等于说，他说了一大堆，实际上跟没说一样。
曾国藩闭眼沉思，他要权衡得滴水不漏，才能做出最终的正确决定。李元度和刘蓉知道曾大人的习惯，思考起事情来没有时间概念，所以悄无声息地离开。
当夜，曾国藩出了军营，护卫要跟随，曾国藩制止了。他缓步走上一块土丘，站在那里。温度并未因太阳缺席而降低，热风吹到他脸上，如同火炭。
夜是那样静，曾国藩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猛然，土丘下面的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响，像是小猪抢食。一条毫无精气神的蛇爬出来，直起上身，仰望曾国藩。
曾国藩立即浑身发痒，一抖，苍白色粉末飘曳而下，这是新癣。他痒得龇牙咧嘴，急忙跑回军营，如释重负地挥毫泼墨。
他已打定主意，允许罗泽南支援湖北。凌晨时分，这封洋洋洒洒的信件终于完成，他派人送出去，同时请来刘蓉。
刘蓉一进军帐，从曾国藩耷拉着的双眼就知道了曾国藩已做出决定，并且执行了。他不由得叹口气，曾国藩也跟着叹息道：“很多人都舍我而独立门户，使我一人独任其难，抑何不仁之甚也！我虽知罗泽南的方略眼界高超，但就是解不开这心结。在这种时刻，他竟然抢先离我而去！”
刘蓉不语，这种时候，他不知该说什么。因为曾国藩用了他最拿手的辩证法。
曾国藩难过，罗泽南更难过。在送行宴上，有人问罗泽南：“曾公（曾国藩）兵败怎么办？”
罗泽南含泪道：“天若不亡本朝，曾公必不死。”
这句话动人心弦，在场众人都流下眼泪。罗泽南给曾国藩写信，深情款款道：“我走非是离公而去，实是为公开辟。公沉溺九江、湖口，本该走，却不能走。其中苦楚和深意，我心中有数，所以才去开辟第二战场。我一走，公更孤独凄凉，所以请公万不可再主动出击，耗损元气。待我第二战场传来佳音，再做下一步打算。”
曾国藩对罗泽南言听计从，自罗泽南走后，无论水军还是陆军都没有主动进攻过太平军，所以当时九江和湖口风平浪静，双方军队好似木雕泥塑。
但好日子在1855年十月底抵达终点。罗泽南把湘军一支精锐从江西带到湖北后，正镇守武昌的拥有超人智慧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立即发现湘军在江西的薄弱，于是在1855年十月底亲自率军从湖北跃进江西，一路披荆斩棘，连下湘军数座城池。曾国藩惊慌失措，慌忙将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调到樟树镇。
樟树镇在南昌南90公里处，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南则可进攻赣州、南安，北则可攻武宁、新昌和南昌，以通九江之路。曾国藩把湘军主力转移到樟树镇，就是为了保卫南昌和自己所在的南康。
石达开解了九江之围后继续发力，以雷霆之势在江西横冲直撞。曾国藩在南康大营魂不守舍，一日数惊。但在众人眼中，他仍表现了作为领袖的魄力，镇定自若，尤其在抚恤伤兵上，发挥了仁者顶级风范。他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身处危局，越要镇定，越要倾尽全力维系人心。由于人心被他维系得滴水不漏，所以湘军虽屡遭败仗，士气毫不见衰。
但士气这种东西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战场不是内功表演场，凭的是兵强马壮，而不是气。
1856年年初，石达开四路纵队进攻曾国藩眼中的樟树镇，周凤山不听曾国藩的嘱咐出兵迎战石达开，结果是惨败逃往南昌。太平军得到樟树镇，南昌城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南康城里的曾国藩更是心胆俱裂，慌忙奔回南昌，收拾残兵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