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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惊醒。
咸丰在圣旨里悲痛地说，一月前，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进到通州八里桥，守卫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团。外界传说，僧格林沁战无不胜，但我觉得他不行。所以你立刻派你的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听完圣旨，“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来救，半昏半醒状态下，曾国藩“呃”了几声，又晕过去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所有的幕僚和将领们都围绕床前，脸上呈现出焦急之色。曾国藩安慰众人说：“我没事，我这点事和皇上现在的处境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私语的当然是勤王的问题。有幕僚说，“应该立刻勤王，这是臣子之责，”有幕僚帮衬着说，“很多官员都说咱们湘军自成一系，对皇上不那么忠诚，现在正是破此谣言之时。”
曾国藩睁着空洞无神的大眼，望着窗外，窗外细雨绵绵，冷空气进来，他的皮癣开始发作。他伸出两手拼命地抓，抓得床前如同披上了一层明月光。
众人就在这纷纷的“雪片”中等待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思考问题向来慢，他一面抓皮肤，一面思索：到底该不该北上勤王？
按道理，他应该立即从床上爬起，带着他的湘军急如星火地北上，去拯救咸丰皇帝和大清江山，而且还要每个士兵脸上呈现出“忠诚”的颜色。但道理和现实有明显差距，首先他出不了祁门大营；其次，如果调围攻安庆的部队北上，那他的作战计划将功亏一篑；最后，他不认为自己的湘军能打得过英法联军。
也就是说，他北上的话，非但意义不大，可能会满盘皆输。但道理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君让臣来，臣不得不来。
1860年秋季的寒雨中，曾国藩在军帐里不断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有幕僚进来，他招呼到棋盘边，二人下了两盘棋。幕僚明显感觉到曾大帅魂不守舍，却也无话可说。
接到圣旨的三天后，曾国藩在一场噩梦中惊醒，眼前突现一片银丝水帘，寒雨敲打着窗棱，如同咸丰用六棱锤敲打他的心脏一样。
“不能北上！”他对着房间里的一片漆黑处，斩钉截铁地说道。
凌晨，他让人叫来几个重要的幕僚，吐露心曲：“普天下处处都是长毛贼占上风，只有安庆一城是长毛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幕僚们已听出曾大帅的深意，却并不吃惊。他们太了解曾大帅了：坚守既有立场，绝不放弃一点点优势。
“可是，圣旨……”有幕僚一语中的。
曾国藩立即萎靡下来，思索许久，才缓缓地说道：“我相信僧格林沁能守住八里桥。”
这种谎言，连他自己都不信，幕僚们自然也不信。随即，他又说，“我可向皇上请求从湘军中调派一人北上，即使让我北上也可以，但整个湘军不能撤退。”
机智过人的幕僚们纷纷点头，曾国藩惊奇起来：“你们知道我的本意？”
有幕僚嘴快：“拖字诀。”
“哦？”曾国藩略有些欣喜。
幕僚卖弄起来：“祁门离北京的路程，快马加鞭的情况下，单程还需半个月。您这道奏折送到北京，皇上的圣旨再来，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就为进攻安庆争取到一个月时间。”
曾国藩笑出声，但马上就收起，长叹一声：“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天佑大清，僧格林沁能守住北京城！”
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调，一旦咸丰允准他的建议，他就亲自北上。但他也悲观地承认，英法坚船炮利，我辈真很难阻挡，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我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忧惧和痛苦中，曾国藩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祁门大营转机来临时，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联军就摧毁了僧格林沁兵团，咸丰早已西逃。英法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曾国藩原本的忧惧和痛苦顿时变成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他知道，已经等不来咸丰对他意见批示的圣旨，在接到朋友来信的十天后，他接到咸丰的圣旨。圣旨里的语气半死不活地说：“和英法的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国藩额手称庆，但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多久，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两个问题。第一，离开祁门大营；第二，英法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师穆彰阿探讨过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他认为应以和为贵，以信为本。但这些年他耳濡目染，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和与信并不能解决西方列强的贪得无厌。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至少在祁门大营昏暗的军帐中，曾国藩冥思苦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离开祁门大营的吵闹声吸引了。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驻扎祁门颇有意见，李鸿章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如今危险已解除，按理说曾国藩应该立刻离开才对，但他就是不紧不慢，对那些请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个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是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天京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这是个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一方面又可把粮食运往北京。可现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整个江南几乎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都希望他即刻来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时唯一的目标只是安庆。
在和幕僚们闲聊、正式开会了多日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坚持应该放弃，因为祁门的确是险地，一旦再度被围，就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转危为安了。
出祁门前，他重申自己的执意：出去后先打安庆，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们说：“只要能出这个绝地，先打哪里都成，让江南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国藩拔营，湘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地离开祁门，离开了不堪回首的痛苦之地，走上了安庆战场。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1861年5月，曾国藩大军抵达长江边的东流，因为有湘军水军的照应，纵然太平军倾巢出动来攻，曾国藩也不再惧怕，所以他是绝对安全了。
就在安庆大战即将开始时，李鸿章也回到了曾国藩大营。李鸿章的回归是必然，当初他离开时，胡林翼就劝他：“你将来必是大贵之人，但千万不可离开曾公，曾公是你人生的天梯。”
李鸿章气鼓鼓地说：“这梯子太拧巴。”
郭嵩焘也写信劝说李鸿章：“一个人崛起时必要有所依，请问，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外，还有谁能倚靠？”
李鸿章仍是气鼓鼓地说：“不依就不依。”
他话虽是这样说，但在他离开祁门一个月后，曾国藩请他出任江西南昌的行政长官时，他还是毫不犹疑地拿起了南昌大印。同时，他还不停地给曾国藩的幕僚们写信，要他们劝曾国藩无论如何都要离开祁门，因为那是个险地。幕僚们对李鸿章“人在南昌心在祁门”的忠贞所感动，持之以恒地劝说曾国藩离开祁门。
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离开曾国藩就等于自毁前程。曾国藩也明白，李鸿章是百年才出的一个人才，爱才如命的他又如何肯轻易放弃？
于是到东流半个月后，曾国藩主动给李鸿章写信说：“阁下久不来营，让人大惑不解。以公事论，你本是湘军的一员，无缘故就离去，不好。以私情论，去年你离开时，并没说再不回来。”
这话就如同和一个赌气出走的孩子说的，既没说赌气的孩子错了，也没说自己错，很有水平。不过，这是装面子的话，还必须要让李鸿章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他继续说道：“我现在肝火极旺，身体堪忧，诸事废止，身边所缺你这样的人才，如不计前嫌，请速来。”
李鸿章看了信后，热泪盈眶，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东流。抵达曾国藩大营时，李鸿章低调地走进曾国藩营帐，曾国藩正在那里审读公文，有人通报李鸿章来了，他抬起头，看到风尘仆仆的李鸿章，只是点了点头，就像是二人才分开一天似的，然后指了指堆积如山的公文说：“你瞧瞧，累死人。”
李鸿章放下包袱，大步走上前，抱起公文，转身大踏步走了出去。才走到门口，迎面撞上了左宗棠。两人只是相视一笑，就好像李鸿章从未离开过。
曾国藩站起来迎接左宗棠，两人并排站着，望着李鸿章的背影，都发出会心的一笑。左宗棠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来，是曾国藩要他来。
曾国藩要他来，是让他承担一个他从未承担过的重大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担任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
左宗棠刚取得景德镇的大胜，正在心高气傲，闻听曾国藩的请求，第一反应是大喜，但他是聪明绝顶的人，突然就让自己冷静下来，当他确信曾国藩是真心实意后，慢慢地大摇其头。
如果曾国藩的智慧是个板凳，那左宗棠的智慧就是猴子。他对曾国藩说：“你让我做前线总指挥，就是让我离开你。”
曾国藩愕然，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以他的智力商数，短时间内根本想不明白这两件事的联系。
左宗棠盯住了曾国藩，不怀好意地问道：“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曾国藩大愕然：“我这是真心实意的啊。”
左宗棠想了一下，笑了，口不积德地说道：“我多虑了，按你的头脑，也想不到这一点。”
“哪一点？”曾国藩有点急了。
左宗棠又思考了一会，才慢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