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奏章在路上时，奕訢等老人们已在制定新的合同，这份合同只轻描淡写地改了一句话：阿思本的司令职务应由清政府授予，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应是中国人，而非任何外国人。
消息再传到安庆时，曾国藩简直要暴跳如雷了。
耻辱！他的脑海里只有这两个字，但焦躁地转了几圈后，他突然猛地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让他冷汗直冒。
中央政府那群人纵然被英国人的两次战争吓破胆，也不至于害怕到这种程度，花了那么多钱，只买个总司令任命的权力？
这件事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如果阿思本带着他的舰队来南方，由于他的任命是出自中央政府，是不是就说明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等于说，中央政府派了支舰队抢他的胜利果实来了？！
曾国藩一屁股坐进椅子里，脑里乱成一锅粥。由此看来，中央政府还是对他大大不信任啊。如果他这个时候还坚决抵制这支舰队，那岂不更是给了中央政府一个印象，他曾国藩想独揽南中国？！
可问题是，由于深谙传统文化，曾国藩在安庆的这段时间已尽量收缩自己的权势，低调得让人叹为观止，他只是希望北京朝堂帘子后面那位对自己的猜忌减少一点，维持好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倘若这种思路在他头脑中占据上风，那他的行动应该是，完全同意中央政府的决策，并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敲锣打鼓欢迎阿思本舰队。然而，对这支舰队的归属权所产生的对国家未来的担忧，让他不惧猜忌，毅然决然地上奏中央政府说：“咱们出了钱，就该让咱们的官员全权指挥，绝不可让洋人把持这支舰队。如果洋人非要把持，那干脆将这些战舰赏给各国，付出的钱，咱们也不要了，就当喂李泰国这只狗了。”
这番话铿锵有力，奕訢和慈禧都受到震动，这就是花钱买未来，非有高瞻远瞩的人不能做出。
慈禧问奕訢：“你说该怎么办？”
奕訢不能说曾国藩势力大，此时不好得罪，于是说：“曾国藩说得很有道理。”
慈禧说：“那你就硬着头皮去交涉吧，你有几十万两白银做靠山，应该是底气十足吧。”
奕訢的确底气十足，阿思本更是底气十足，声称奕訢和李泰国订立的章程，他绝不同意。如果非要如此，他就将舰队解散。
奕訢还抱着幻想，对阿思本说：“舰队是我们花钱购买来的，你要走就走，把船留下。”
阿思本向来是强盗思维，他说：“船是我开来的，你们不让我独断，那我就要把它开回英国，有本事，你们派人去把它开回来。”
奕訢没有这个本事，给曾国藩去信询问对策。曾国藩这回头脑冷静下来，毕竟是那么大一笔钱，不能无缘故就真的赏给洋人。他出了个主意，阿思本可以把舰队开走，但大清政府是出了钱的，所以委托阿思本把船变卖，变卖之后的钱应该归还清政府。
阿思本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乐不可支。为了利益最大化，他声称我们这次来中国，花费颇多，往返费用你们要给报销。
曾国藩和奕訢不必商量，他们要的就是这结果，立即同意。于是，阿思本虚报账目，又把销售战舰的价格一压再压，最后，清政府损失了近四十万两白银，终于取缔了阿思本舰队。
“阿思本舰队事件”让清政府的一些激进分子大为恼火，无缘无故浪费了这么多钱，居然什么都没有得到。纵然是拥有猴子智慧的人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在慈禧面前指责奕訢和曾国藩，慈禧只是异常平静地听着，最后才说，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谁提我就惩治谁。
当北京紫禁城里的那些迂腐官员正谈论失去的金钱时，曾国藩却在安庆城中愁眉不展。他意识到，阿思本战舰事件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造船厂，自然也没有驾驶员。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必须要建造自己的造船厂和培养自己的船员。
当然，这不是他紧迫的任务。在1862年，曾国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问题。
向天京前进
安庆之战后，洪秀全在天京城里失去了上帝给他的法力。法力在这种危机时刻消失，让原本就惶惶不安的他，头脑的紧张程度更雪上加霜。他想起被自己间接除掉的杨秀清，倘若此时最擅长上帝附体的杨秀清在，他会向杨上帝叩头，渴求他拿出高明神圣的方法解脱困境。他又想到那些最早跟着他从广西打出来的老兄弟们，特别是石达开，带走了几十万人。如果那几十万人还在天京城，他就什么都不怕！
天国的春天只在他脑海最深处，如梦如幻，天国的夏天似乎就在昨天。他感觉到，只是在昨天，天国大军还气势如虹，纵横整个南中国，如在无人之境。可只是一眨眼，天国的秋天来了，万物凋零。一片萧瑟，连宫里那些艳绝人寰的几千个小老婆都黯然失色，如同僵尸。
几天前，又传来芜湖失守的消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来，安庆为上游第一道屏障，芜湖为第二道，两道屏障都成了敌人的院墙，天国首都的上游就暴露在湘军的锋刃下。一想到这里，洪秀全嘴角直颤，双手抖如脑血栓患者。
在几百里之外，曾国藩的手也在抖，是过度兴奋地抖，他正在制定围攻天京的计划。这份计划高屋建瓴，宏观上分三路。第一路由李鸿章从上海自东向西进攻；第二路由左宗棠在浙江开辟战场，清肃浙江太平军；第三路则是湘军主力沿长江两岸向前推进，直指天京。
微观上分四路，就是第三路军，也就是进攻天京的湘军。第一路指挥官是他老弟曾国荃，进攻巢湖、和县、含山，成功后与扬州一带的清政府军合二为一；第二路指挥官是多隆阿，攻合肥成功后向天京方向运动；第三路和第四路的指挥官分别是鲍超和李续宜，在长江南岸向前推进。四路之外，还有彭玉麟的水军协同作战。
四路军几乎同时行动，并且势如破竹。1862年5月末，四路大军逼近天京，曾国荃甚至进逼到离天京只有四十里的周村。
曾国荃信心爆满，如同一头雄狮，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攻进天京，为他老哥和曾家创建永难磨灭的不世之功。曾国藩慌忙去信给他，“你太冒进了，步子迈得太大，小心身体。后面的几路都没有跟上，万一敌人断了你的后路，你哭都来不及。”
曾国藩一向主张稳扎稳打，原本的计划是四路大军实行地毯式的同时推进，想不到他老弟急如星火，把其他三路甩出那么远。在信中，他认真对老弟阐述自己的作战主张：“当年江南大营七万余人，都无法攻破天京，你区区两万人就想登天？作战之道，尤其是攻大城时，必要准备好攻城部队，打援的部队，布置妥当后才可行动。你现在太冒失，速速停止，等待我的命令。”
曾国荃等不了，当曾国藩这封信抵达周村时，曾国荃已向前推进了三十余里，把军队驻扎在了雨花台，这里离天京只有四里！
曾国藩的信到达雨花台时，曾国荃正在极度兴奋中。看了老哥的信，不禁嗤笑起来。他对参谋们说：“不是我在背后说曾大帅的坏话。我老哥年纪大了，斗志差了，行事过于拘谨。说的话全是大套理论，没有实践支撑。咱们可是有实践支撑的，自起兵以来，咱们打的仗还少吗？每次不都是以一敌十，把长毛打得哭爹喊娘。”
他给曾国藩回信道：“诸军士被招募进湘军，所图的就是攻下天京。洪秀全那厮已是穷途末路，我们应乘胜进攻。倘若在此等待，岂不是让他们有所准备？况且，天京是贼之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自然死亡。只要我们攻天京，分散在各地城池的贼军必会来救，那时，李鸿章不必来了，左宗棠在浙江也不必打了，当他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变了天地。”
曾国藩并未认为老弟吹牛，可心里仍然不踏实。他继续去信劝曾国荃：“驻扎雨花台我没意见，但你绝不能擅自行动、攻打天京。”
写完这几句话，又觉得言辞不够温和，于是和曾国荃唠家常：“我知道你创建功业的心特重，应该问你这心从何处来，是为家族争光，还是为了让人看得起你，是为苍生社稷，还是仅出于喜欢打仗。这里有公心也有私心，出发点不同，结局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正念头，念头对了，才能把事做对。”
曾国荃讨厌老哥讲大道理，但他毕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回信给曾国藩，就按你说的，等四路大军到齐，我才行动。
曾国藩接到信后，总算放下心里的石头，想不到这波才平，另一波又起：四路大军永不能齐聚天京下了。
中央政府突然来了圣旨，要曾国藩迅速派一支军队赶赴陕西，陕西那边出了大状况。陈玉成的一支太平军进入陕西后和当地活跃的捻军配合，搅乱了清政府的政治秩序。这支兵团不仅把陕西闹了个底朝天，还威胁着山西甚至湖北。
曾国藩反复思量，如果不救陕西，一旦长毛进了湖北，那又要重新来过。审时度势之下，他听从了中央政府的命令，派已攻占了庐州的多隆阿去陕西。
李续宜虽然是一路军的指挥官，但他本人已是安徽巡抚，只是派了手下兵团前往。这支兵团进展缓慢，又要分出一部兵力回安徽和太平军作战，所以更不可能快速抵达天京城下。至于鲍超，兵力有限，到和不到，对曾国荃而言并不重要。
等于说，只有曾国荃一支孤军抵达天京城下。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能快速向西推进，李鸿章有这个能力，却不实施。他从上海出发时只带了两千淮军。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消极，李鸿章神秘地一笑说，曾国荃能征善战，曾大帅智慧高超，有他们曾家人在，天京何愁不下。我若兴师动众而去，给别人的感觉不是要抢人家的功劳？！
这是智慧，换个角度看就是鸡贼。因为人人都知道天京城不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