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办事平和、精细。”曾国藩淡淡地说。
“你要还他一个公道。”
曾国藩提高音量：“臣一到金陵，就一心一意审理此案。”
慈禧在帘子后微微点了点头，不再说话。曾国藩自然也不会开口。
许久，慈禧问：“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诚实地回答：“脚肿虽消，但两腿酸软，行动维艰。尿频、尿痛、尿不尽。这只好眼，也要坏掉了。”
慈禧轻轻“哦”了一声，双方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结束。
十天后，慈禧听说曾国藩竟然还在京城，而且丝毫没有要回金陵的意思。于是她再召见曾国藩，一面就问：“你什么时候去金陵？”
曾国藩回答：“三日后就启程。”
“为何还要等三日？”
曾国藩听出了慈禧的不耐烦，慌忙跪下。他想说的是，三日后乃良辰吉日。
但这话不能和慈禧说，慈禧也没让他说，略带训斥的口气道：“金陵的事要紧，你早些去！”
曾国藩立即回答：“马上就走，绝不敢耽搁。”
第二天，慈禧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正在收拾东西。”
第三天，慈禧又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在收拾东西。”
慈禧很不高兴，人告诉他：“曾国藩做事向来平稳缓慢。”
“放屁！”慈禧几乎要跳起来，“他在拖延。”
六天后，曾国藩终于上路了。上路前，他去见慈禧。
慈禧讥讽道：“终于要走了。”
曾国藩叩头，慈禧要他起身时，他起了半天，才勉强站起。
“你的病不算重。”慈禧笑道。
曾国藩不知慈禧什么意思。
慈禧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还能跪着。”
这句话暗藏玄机，曾国藩额头立即汗出，告别慈禧后，当天夜里，收拾行囊，鸡叫头遍，就出了北京城。
可是，出北京城后，他的步子就和蜗牛差不多了。从北京到金陵，他足足走了三十六天。
这三十六天里，是曾国藩有生以来活得最舒服的日子。路上有各地官员迎接照顾，他又有精力和时间回想一生的往事。可每次想到最幸福时光时，“马新贻”这三个字就会蹦进他脑海。
每次“马新贻”这三个字蹦入脑海时，他都要长叹一声。
“这案子不好办。”他对心腹说。
心腹不以为然：“比天津教案还难？”
曾国藩一愣，的确，没有任何一件案子比天津教案还难。但马新贻案的确很难。
“马新贻到底是被谁杀的？”他问。
“张文祥啊。”
曾国藩摇头：“你知道，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心腹也摇头：“您现在只能听这个，不然，这案子真就难办了。”
犹如一道刺眼的光芒，射进曾国藩的脑海。他那只坏掉的眼，几乎能看见东西了。
他沉思许久，终于点了点头。
抵达金陵后，代理总督、江宁将军魁玉把大印交给他，同时郑重其事交给他的就是张文祥案卷。
魁玉对曾国藩说：“此案关系复杂，又重大，我审讯了多时，仍得不到真正口供。”
曾国藩说，这个不急，容我从长计议。
他“从长计议”的“长”真的好长，两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对马新贻案做出任何批示，甚至连关于马新贻的一句话都未和他人谈过。
金陵官员们，甚至是他的幕僚们都大为惊异，想不明白曾国藩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一个清晨，阳光普照两江总督府，细若游丝的灰尘，洒进曾国藩的卧室。他吃力地从床上爬起，去书案上写了副不痛不痒的对联，然后派人送去了马新贻家。
这是他两个多月来，唯一做的和马新贻有关的一件事。
慈禧气得死去活来。她命令刑部尚书郑敦谨火速赶往金陵，帮曾国藩审理刺马案。
郑尚书到的前一天，曾国藩得到消息，急忙让人把张文祥案卷调来，粗略看了一番，记下了有关案犯的名字。
郑敦谨到的那天，曾国藩热烈欢迎，宴会一直持续到凌晨。
第二天，郑敦谨宿醉，头晕脑涨，无法审理。曾国藩却来了劲，死活把郑尚书拉到衙门。郑敦谨强撑着，把案卷看了一遍，于是问跪在下面的张文祥：“你到底受何人指使，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在狱中过了两个月美好生活，养得白白胖胖，此时仍坚持之前的口供：“我本是浙江人，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时大力捕杀海盗，我和海盗虽然关系不错，但我却不是海盗。马新贻诬陷我，还杀了我妻子，我于是只好逃往他乡。后来马新贻到宁波阅兵，我上状喊冤，马新贻不理。于是我就起了仇恨之心，跑到金陵来刺杀了马新贻。”
郑敦谨本来头脑发胀，听了张文祥的口供，不禁被逗得精神大振。
他问：“就因为这点事，你就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回答：“是！”
“哈哈”，郑敦谨狂笑，去看曾国藩，想得到曾国藩的呼应。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曾国藩坐在那里正昏昏欲睡。
“曾大人！”郑敦谨喊了好几声，曾国藩似乎才从梦中惊醒，慌张地问：“怎样，怎样，招了吗？”
郑敦谨感到好笑：“曾大人为何不讯问？”
曾国藩迷迷糊糊地说：“有你在此，我何必问。我相信你。”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曾大人……”
“重刑伺候！”
上来几个虎狼衙役，把张文祥掀翻在地，一顿乱棍。张文祥被打得哭爹喊娘，眼看就要被打死。
郑敦谨喝令住手，无人住手。
“曾大人，”郑敦谨急了，“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
曾国藩懒洋洋地挥了挥手，仆役立即收了棍，站立一旁，就好像他们是傀儡，而提线则在曾国藩手中。
郑敦谨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来这里只是个摆设。真正能做主的是曾国藩，冥冥之中，他看到张文祥和曾国藩勾肩搭背，把酒言欢。
他想偷偷去审问张文祥，但张文祥已被打得不能开口。能开口时，口供依然如昔。这让郑敦谨产生一种感觉：张文祥在背台词。
郑尚书和金陵官员有心无心地谈天，谈到曾国藩时，众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曾大人办事向来一丝不苟，认真到极致。
郑尚书不阴不阳地问了句：“为什么在刺马案上，曾大人怎么如此心不在焉？”
没有人回答他。
他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在翻来覆去审讯了半个月后，郑敦谨已确定了一件事：刺马案永不可能有真相。
曾国藩在郑敦谨面前叹息连连，两人只能达成一致。曾国藩向朝廷上奏折说，“经过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并屡屡绝食，只剩最后一口气。我认为，倘若让他就这样死了，实是对他的恩赐。所以应迅速了结此案，明正典刑，给天下人一个警戒，也让张文祥罪有应得。”
慈禧看了奏折后，一言不发。
前一天回来的郑敦谨正站在她面前，低眉垂目，袍服正不自觉地抖动。
“你就没有审讯出一点东西吗？”慈禧气愤地质问他。
郑敦谨像是被电了一下，磕磕巴巴：“臣……无能……”
“哼，”慈禧气咻咻的，“这个曾国藩，老狐狸。”
郑敦谨发自真心地认同慈禧的判断：“臣疑心这件事和曾国藩有关系。”
慈禧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废话！我要你去干什么的？”
“扑通”，是郑尚书跪到地上的声音。
“我们吃了个哑巴亏。”慈禧说，“今后啊，这两江总督的椅子就只能让他们湘系的人坐了。否则，坐一个死一个。”
慈禧有未卜先知之能，自他之后，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彭玉麟，包括后来的曾国荃都担任过总督，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湘系成员。直到湘军逐渐没落，重量级人物先后死去，大清中央政府才把两江总督这个椅子收归己有。
有人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研究过，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湘军集团。但绝对不是曾国藩本人的主使，可既然已经发生，作为湘军的开山鼻祖，曾国藩必须对整个集团的利益负责，于是，不可能查出真正的凶手。
天下人知道，慈禧更知道，所以只能同意曾国藩的奏折意见。
一个月后，张文祥在金陵被凌迟，刺马案结束。
曾国藩的人生也随着张文祥的声声惨呼，渐渐走向结束。
去世
有天早晨，曾国藩从一场轻松的梦中醒来，躺着回味了片刻，要坐起来，竟然没有成功。他用力坐起，一个跟头就翻下了床。
仆人们听到响动，慌忙闯进屋，发现曾国藩双手发颤，嘴角抽动，已不能说话。医生过来，折腾了半天，曾国藩才算恢复意识。
他看着围拢在身边的人，非常陌生。
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思念起了老战友。
已再无老战友，一个人如果心已死，心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金陵后，曾国藩的心情已经差到极点。一年来，他处理起公事来力不从心，神魂不安。他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说是圣恩已浅，特别担心无法善终。他还看着悲凉的月光说，京城那些王八蛋官员就从来没对他好过，总是找他的麻烦。尤其是天津教案后，京城上下都把他当成世界上最厌恶的人看待。
他四顾茫茫，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活下去的勇气渐渐消失，所剩下的只求快些死去。
其实，人无不以生为乐事，死为哀事、为惧事。但当百感交集，忧愁无法祛除时，就会感到忧生为苦、速死为乐。
1872年初，曾国藩就是这种心境。
乍暖还寒的一天，曾国藩单目无神地望着眼前一群陌生人，淡淡地说道：“把李鸿章叫来。”
众人面面相觑，从保定到金陵，山遥水远，李鸿章能来，可曾国藩能等吗？
“告诉他，我等他。”他语气坚定地说。
在等待李鸿章的漫长光阴中，曾国藩把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