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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辣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们从此有恃无恐。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
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樱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
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